金岳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等领域里都有很大的贡献。我1964年考取他的逻辑专业研究生。虽然我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处，但我不一定能把握准他的治学思想。我“生不逢时”，投奔到金先生的门下时赶上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10多年都是在政治运动和动乱中度过的。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一般人对他都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因此同他深谈的机会也不太多。我主要根据读他的书，特别是在整理他的回忆录时的一些感悟，谈谈他是怎么和哲学结缘的。

　　金先生16岁考取北京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开始学商科，因为“引不起兴趣”，不久就改学政治学了。他认为，商业学与政治学相比，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万人敌”的学问。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写的政治学。后来，金先生彻底放弃政治学而专心从事哲学研究，与他对政治学认识的改变有密切关系。通过研究政治学，观察美欧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他认为政治学“无科学可言”，政治领域里充满了“玩政治”的行为，他对政治有了一种“厌恶感”。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明确地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210页）

　　金先生对哲学的兴趣达到怎样一种程度呢？用他的话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

　　金先生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当年，金先生随清华的师生从北京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帝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功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写成了。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金先生重写《知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金先生研究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方法。现在有必要谈谈金先生和逻辑的关系，以及他对逻辑研究的一些看法。

　　1980年，有一天我去看望金先生，问他是怎么样搞起逻辑来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24年的某一天，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散步，遇见一些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争得很凶。他们三个人驻足倾听，不自觉地也加入到辩论之中，张奚若和美国姑娘竟然各支持论辩的一方。辩论中有逻辑问题，可是他们当时却不知逻辑是什么，于是便对逻辑发生了兴趣。金先生晚年的回忆录中也说到这件事，不过比较简略，具体细节也略有不同。细思之，金先生对逻辑学发生兴趣，并非那么偶然，那么简单。在此之前，他读罗素的书已接触到逻辑。他欣赏分析哲学，必然欣赏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说得再远一些，金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就有很强的逻辑意识，也可以说是逻辑天赋，他曾从民间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中推出“朋友如粪土”来；他也指出过《世说新语》中孔融对陈韪的反驳是不合逻辑的。这些都为金先生后来搞逻辑埋下了伏笔。金先生1925年底从欧洲回国，正赶上在清华教逻辑的赵元任先生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于是金先生在1926年应聘到清华讲逻辑。金先生搞逻辑不算是纯偶然，却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1931年他到哈佛大学进修，跟谢非教授系统地学逻辑。他告诉谢非教授：“我教过逻辑，可是我没有学过。”结果引起谢老先生大笑了好一阵子。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现代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懂的人很少。当时金先生接触到现代逻辑的新成果，并且在自己的著作《逻辑》中同现代逻辑著名学者进行了对话。他后来对现代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先生研究现代逻辑的主要目的，是要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构建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他认为，“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搞哲学的人不能没有好的逻辑素养。当时，逻辑课是清华哲学系的必修课，也是主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