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为了忘却的记忆的历史记忆钩沉著述。 毋庸讳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血痕已经被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年轮磨洗得无影无踪了，这一段民族的痛史居然成为某些居心叵测者政治投机的资本，居然成为商品文化翻新的佐料，“文革”的历史被篡改，其内涵被扭曲，甚至被美化，无疑是在民族和国家的中枢神经上注入了吗啡，使得国民精神陷入了麻木而癫狂的悲哀之中。 武善增的这部《文学话语的畸变与覆灭———“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不仅是在文学领域的学术和学理角度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清理，而且也从价值观念上纠正了许多年轻人对“文革”本质认识的模糊和曲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文革文学”的学术厘定，就是对“五四”以降“人”的“主流文学话语”的肯定，也就是对启蒙文学的张扬；同时，这也是文学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干预政治、干预文化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将“文革”的文学和政治分割开来的观点，其原因就是“文革”中的文学几乎就是与政治划等号的，它在共和国文学发展史上比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凸显其政治性，因此作为一种畸形胎儿的解剖标本，我们是不能将此连体婴儿分割开来的。 作者希望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切入，对“文革文学”进行深入的解剖，这不失为一种新颖的借鉴方法，因为“尤其是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形态的研究，必须从文学话语的内部，从文学的本体出发，对其审美形态即叙事形态和抒情形态进行解析。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就必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而成了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这就重蹈了过去相关研究以政治探讨代替文学探讨的覆辙。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它的生成、运作、覆灭的动态过程，与权力的控制是紧密相关的。激进权力派别的形成、激进意识形态的诞生、权力机制的复杂操作，都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发生与演变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不探讨权力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控制与反控制，就不能深入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生成、运作、覆灭的语境，不能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建立和瓦解的过程，不能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审美形态为什么走向了那样的畸形和病态。” 显然，作者在这段论述中透露出了自身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试图将文学从政治主体中剥离出来，回到人们自设的文学幻象中来；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那个无处不在的政治魔影，因为作者也清楚，脱离了那个政治文化语境，避开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文学状况，其研究也就难以为继了。所以作者也认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也在努力打造一种新型的主体，那就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上努力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无疑，作者是在否定“文革”中占着文学史主导地位的“地上文学”的价值，而确定另一种价值体系，也就是回到“五四”以人为本的文学主导价值观上来，这时作者就不得不借助福柯的学术体系来完成对那个时代“地下文学”的肯定和褒扬了：“显然，这一打造新型主体的话语事件，也属于福柯所说的现代时期的知识型。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时候，必须从现代性这一理论层面来审视它，把‘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出现作为一个现代现象来予以观察。如何揭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在理论上确证‘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是一个现代性的话语事件，就成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理论难题。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本身，就已经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因为过去的许多研究，都是将‘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作为封建的御用文学来看待的，‘文革’时期‘地上文学’的畸形与变态，被视为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辖、宰治文学的恶果，甚至新近出现的有广泛好评和影响的一些文学史写作，也认为‘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主义语境下形成的怪胎，是对五四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其中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所以，从文化根源上揭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从理论上确证‘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是一个现代性的话语事件，这种定位‘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文化性质的工作，本身就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贡献。”照一般人的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文革主流话语”是无现代性可言的，但是，作者所提出的现代性恰恰是一个新的视角问题，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地上文学”悖离现代性本质的事实，而重塑“地下文学”的现代性。这一段的理论表述很容易掉进一个怪圈之中而造成某种误读，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看清楚作者价值观所在的———回到五四启蒙的现代性原点，方才能够说清楚“文革主流话语”的本质特征。 我以为任何学术研究都很难与其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脱离关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种恒定的价值理念，有没有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有没有一种文化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善增是具备了这样的学术研究素养的，而只有具了上述的素养，你才有可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