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日川岛真 著 田建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

　　本世纪的外交史研究进展，与其他领域相比显得波澜不惊。除了受到专业转型、新诠释路径的匮乏等学术层面的制约之外，与当今世界格局的演变也有密切的关系。冷战格局下的各国学术界，外交史的研究一度是显学。但由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国家间冲突的相对减弱，民族主义思潮逐渐退化，并伴随文化、宗教与区域政治矛盾的凸显，进而带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兴起，外交史研究的园地近年颇为寂寞冷清。

　　日本的川岛真先生，是一直坚守在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新作《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主要处理从民国建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所谓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史。由于军阀的负面形象，以往研究多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以卖国换支援的阶段，而国内政局的动荡也自然而然地导致外交成绩似乎乏善可陈。总的说来，海峡两岸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对北洋政府的外交均充斥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

　　针对此现象作者提出，过去的外交史受到政治主体或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各个阶段对于北洋时期的外交史叙述，其价值立场是主观多变的，而非客观中立的。比如，作为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主角，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外交官们追求“文明国化”的目标及其实际努力，始终被湮没在意识形态的背后，从未得到独立与彰显，而这正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书名所显示的，“近代”一词是本书的关键词汇。不同于近代化理论与今人口中的近代概念，作者把“近代”界定为当时“外交官所意识到的"近代"概念和他们所欲从事的"近代"外交，从中发现所谓"近代"的真实含义”。“近代外交”在民国前期主要表现为，收复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些在19世纪后半叶已初见端倪，但在民国成立后才明确显现出来，被纳入政策主线。

　　与以往“卖国外交”的评价截然相反，本书通过大量的史实重建，对民国前期的外交行为给予了正面肯定。川岛真认为，当时北京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国际地位和对外交涉两种方式修改不平等条约。前者通过完善国内制度，在国际联盟中承担责任义务，参与一战并成为战胜国来实现；后者则通过与列强的修约谈判来进行。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大于清末，而且也大于国民政府，或至少相同”。作者并断定，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构筑了以后外交政策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中华民国前期是铸造中国近现代外交的时代”。

　　本书的另一关键词是“文明国化”。晚清是以胜负决定文野的时代，与西方竞争的失利导致时人多已自居野蛮，而外交似乎提供了由野蛮进化至文明的希望。源于西方话语体系的“文明国”一词，简言之是指具有当时国际社会完全成员资格的国家。成为“文明国”的前提，首先是在国内进行基础建设，具备与近代国家相称的制度、政策，满足文明国的标准。然后，既可以在外交上收复主权，更可以“作为文明国活跃于国际社会”。所以，西方世界对“文明国”的限定，一方面是民初外交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前提，同时也近乎反讽地为渴望摆脱野蛮的时人指明了捷径。

　　本书在研究取向上立意追求“可信的历史”，而不是带有后设价值的诠释判断。作者试图重建“事实层面”的近代外交原貌，故特别重视发掘大陆和台湾各地所藏之外交档案、政府公报等各类原始资料，在史料搜集整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建立在扎实档案基础上的历史看上去可能平淡无光，却是反击既存评价类研究的最有力武器。对此，作者有明确的自觉：“外交档案所揭示的"事实类"本身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当时或后来有意图地创造出的话语和"可信的历史"越牢固，其向"评价类"的质疑就越有意义。”

　　在档案资料之外，作者并未忽视当时舆论界与思想界的各种外交话语，尝试在还原当时的社会氛围与思想语境中考察近代外交的形成。这种研究方法超越了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路径，把外交行为置入激烈变动的社会进程之中，同时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考察。对此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外交是否具有超出政治层面的思想史意义？至少对国耻感强烈的民初国人来说，外交上的风吹草动无时无刻不刺激着他们敏感的神经。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加拉罕宣言宣布之时，曾特意指出以国民作为外交的对象，而“国民外交”也曾成为二十年代初期特别有力的思想潮流。这些非常规的现象都显示出北洋时期外交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一种翻译工作对于原著来说都是投胎转世的过程，而译者如同传说中的十殿阎王，在其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凡读过这本译作的读者大概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的翻译，译者在首先保证精确严格的前提下，也未放弃文字表达上的追求，所以译文既忠实可信，又清通可读。在今天纸飞墨舞的时代，分外难得，值得细阅。（来源：信息时报2012-04-16 ）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