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1933年出生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自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颁出以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关于莫言的声音、文章、图像纷至沓来,遍地开花。莫言本人的文学著作出版印刷自不必说,仅仅是关于莫言的评论文章各大出版社就出版了上百万字。《看莫言》一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全书分为莫言自述、莫言印象、莫言访谈、评论辑四个部分,分别从莫言眼中的自己、朋友眼中的莫言、同行眼中的作家、专家眼中的文学家来为读者还原那个接地气、朴实的诺奖得主。本文摘选的是从维熙2001年发表在《时代文学》的对的认识和解读,与读者共赏。
说他不像军人是个偏见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应该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她说这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光辉形象窃笑不止,心想莫言的尊容,真是有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她记住了。1998年中国九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可能与他当兵也有点关系!”
到底是孰是孰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而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
他是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
记得有一次,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妻说。
“那是老虎装猫。”
“何以见得?”妻说。
“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我觉得莫言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他是个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时日,“华艺”能把这些属于“可以清理”的作家捆绑在一起,并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
故乡对他影响深远
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除了我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他的处女作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责令编辑迅速组稿并发稿的。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依然光束不灭的究竟还有几何?莫言不仅是长生的一个,而且作品越来越耐读。当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偶然也分娩畸形胎儿,但在总体上是硬硬的干货。他的作品中,第一没有新新人类“宝贝”式的无病呻吟,第二不离开中国土地的原色。这个在斑斑杂色的文学路上的长跑者,心中百无禁忌,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这是其一。其二,莫言的文风里比过去的野性又多了许多幽默的色彩,这是他过去的文字里所没有的。
读他近期的作品,在暗自窃笑之际,不禁使我想起我们在台北图书馆,与台湾地区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的日子。当莫言走上讲坛,宣读他的讲稿时,有别于其他作家发言的是,他似乎不是在讲演,而是向在场的听众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加上他那张喜笑颜开的脸,使全场笑声不绝于耳。这个山东高密小子,不仅文字里多了幽默的润滑剂,连人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莫了。他越来越像个非作家的平民百姓,既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
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内,都深深地刻写下家乡田园对他的影响。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受自我的艺术局限,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挣脱自身艺术的制约。
本文摘自《看莫言》,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定价:48.00元 17461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2年12月3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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