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昨日“两会”正式闭幕，在众多项目提案之中，全民阅读、版权保护等出版行业相关话题成功引起了代表和委员们的注意。在此，商务君综合各方信息整理出了七大关键词，供业界同行参考。

　　3月3日和3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简称“两会”）在京开幕，并分别于3月13日和3月15日闭幕。今年全国两会上，全民阅读依然是代表和委员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还有版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与出版业切实相关的提案。

　　关键词一：全民阅读

　　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加强科学普及。”这是“全民阅读”第四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且在表述上由去年的“倡导”变为了“大力推动”。表述上的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全民阅读工作越来越重视，已开展10余年的全民阅读活动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提高全民阅读率简单，提高全民阅读力才是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他说：“全民阅读已经到了细化分层的阶段。大力推动必须是细化的推动，而不能是笼统的推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也认为，要通过立法保障全民阅读，并根据不同层次需求提供不同的推动阅读的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读者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彭长城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都建议尽快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为建设书香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彭长城提出，要保障公民的基本阅读权利；要开发全民阅读公共资源、构建全民阅读保障机制；要加大舆论引导，引领全民形成阅读风尚、营造全民阅读氛围；要在阅读中增加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的目的，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比重，使阅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中发挥重要作用。

　　邬书林认为，无论对家庭、个人或社会，推动阅读都是投入最少且能产生长久影响、推动进步的基础性工作。他说，互联网时代是对阅读的极大促进而非妨碍。因为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更方便，千万人可以同一时间阅读同一本书，打破资源垄断。他指出，推动全民阅读，应关注各个阶层和群体，包括服刑人员。让服刑人员重新做人，心灵的回归很重要。阅读有助于他们全面看问题、更好地重归社会。

　　关键词二：版权保护

　　近几年，游戏、出版、影视、动漫、音乐等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市场规模以千亿元计。但侵权盗版案件的频繁发生，为其可持续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据《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显示，如果全部按照正版计价，盗版网络文学带来的损失接近100亿元；2015年，网络视频盗版导致的潜在广告展示和版权付费损失超过150亿元。

　　针对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李东东认为，互联网与内容产业相结合，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红利，著作权也成为“互联网+内容产业”的发展主线与核心价值。“著作权法的修改正当其时，迫在眉睫。急需通过修改著作权法，妥善安排和平衡版权人、使用者、传播者、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创造良好的内容产业生态环境。”李东东说。

　　聂震宁建议，“从严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保障版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著作权法》修订的过程中，健全、完善侵权法定赔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设、著作权登记、网络确权、网络授权和交易规则等顶层设计，确保遏制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有法可依。代表委员的呼声也得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呼应。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罗向京说：“著作权法修改工作应当继续推动并尽快完成，为激活创新创作源头、丰富文化内容、繁荣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网络盗版侵权行为，其实，对编辑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版权保护的一部分内容。现有涉及著作权的法律法规都比较充分地强调对作者、译者权利的保护，但对编辑的权利保护却少有文字，缺乏条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认为，解决编辑的责任、义务与权力相对等、相平衡问题，对于我国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建设创新型文化强国，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建议，要对我国出版事业中编辑存在的价值、承担的责任、负有的使命、享有的权利等进行学理方面的考量与研究，给出理论说明与实际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基本原则，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性修改完善。

　　关键词三：弘扬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25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中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参与。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运用“文化+”思维的方式。“文化+”是以文化为主体，使文化主动与社会各领域相结合，借助多种途径和手段使之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赋予各领域以文化属性与内涵。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有利于推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经济、科技、互联网以及文化产业自身等诸多内容。“文化+”模式可催生新创意、形成新业态，同时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出版机构要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致力于保护和恢复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种题材，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整理。去年全国两会，黄书元曾递交了《关于鼓励海外华侨和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投资建设“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的提案。据他介绍，该项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集中展示、研究、体验、运作，符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是“文化+”模式的实践者。

　　目前，这一项目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也总结出一套项目运作经验。黄书元说，这种项目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因此，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就工程所涉项目规划、土地供应、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尽快编制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真正把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

　　弘扬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2016年以来，由国家统编的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有了大幅增加。但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吴志明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传统文化教育目的性还不够明确，系统性还不够完善；二是德育类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内容还远远不足；三是传统文化教育尚缺乏修内达外、知行合一的考核。

　　对此，吴志明表示，必须建立中小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框架，并逐步落实实施。他建议，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美德进行系统性提炼总结，然后有针对性地搜集相关的人物传记和历史故事案例加以阐述说明；在统一编制三科的中小学语文、历史、德育类课本中加大我国优秀传统内涵，特别是德育类课本，可以考虑参考新加坡教育部编写的《儒学伦理》课程，重点突出少年立志的培养；中考和高考增加对中国传统思想、美德学习和践行的考核内容。

　　关键词四：公共文化服务

　　谈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的事情。宋国权曾担任安徽铜陵市委书记，他在任期间，“图书馆+新华书店”的铜陵模式被各地纷纷效仿。

　　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儿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群体。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也是热议的话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中小学馆配图书的质量整顿已刻不容缓。

　　而要想从根本上整顿好图书质量，必须首先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图书的招标采购行为。朱永新建议，第一，组织专项行动，检查剔除劣质图书。第二，组织研制中小学图书馆基础书目，各地中小学馆配图书招标采购项目至少70%-80%的图书必须从该书目中选择，其余20%-30%可由当地教育部门、学校组织自选。第三，规范组织集中采购行为，避免恶意低价竞标。第四，公开采购书目与中小学馆藏书目，对最后中标图书的品种、价格、出版社、版次等信息全部上网，对责任人进行公示。第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完善长效督查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袁敬华则更加关注特殊儿童的阅读需求。她说，书店的图书都是按照孩子年龄、图书种类等分类，基本找不到适合特殊儿童阅读的书。“我们买书的主要渠道不是书店，而是出版社。如中国盲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袁敬华希望出版社和书店能更多地关注特殊儿童群体的阅读。

　　关键词五：人才激励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国有文化企业取得了较大发展，涌现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但是，由于缺乏与市场化接轨和配套的人才激励机制与激励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有文化企业骨干人才出走，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亚非和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尽快出台国有文化企业人才激励政策。

　　王亚非认为，新闻出版行业是个跨学科行业，需要不断地产生创意、不断有各种各样新的变化，“文化产业的人才基本是多学科交叉的，要有经营能力，又要有文化情怀，既要有资本运作能力，又要有对科技的领悟能力”。他建议，在国有文化企业内部，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不仅仅是指试行股权激励，是国有文化企业自身经营运作机制、模式有所突破的问题。

　　龚曙光表示，根据企业定位类型、干部任用方式的不同，可对已完成转企改制、参与市场竞争的国有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文化上市公司，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扩大从市场选聘经营管理者的层次和规模，建立市场化选聘、退出制度，不再与党委、政府的组织任命挂钩；同时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换通道，允许现有经营管理者自主选择，推动现有经营管理者“去行政化”；加强对职业经理人在导向管理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考核，奖惩兑现，让职业经理人的价值通过经营业绩来体现。

　　龚曙光还建议以一次性现金或实物奖励、税后净利润提成、以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入股、项目跟投等多种形式，鼓励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进行重奖或在分配上进行倾斜；设立国有文化企业人才建设基金，用于急需人才、高层次人才、特殊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奖励；采取期权激励、股票增值权激励、“虚拟股票”等不同方式，对人才进行进行股权激励，并在以物质激励为基础的同时，充分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灵活运用多种激励手段。

　　关键词六：扶持海外并购

　　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文化企业纷纷探索海外并购。但由于面临多种困难，步伐不快，规模不大，尚处于试水阶段，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大规模并购。3月3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南传媒”）与法兰克福书展IPR在线版权交易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在京举行，这是中南传媒在走出国门的又一实践。

　　今年全国两会上，龚曙光建议将文化列入对外援助的篮子，让中华文化通过更多的文化援外项目“走出去”；支持文化资本“走出去”，与国外优质文化平台加强合作，为更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发挥更大作用。他还就“加大国有文化企业海外并购扶持力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在评价海外并购项目时应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对于有些重点项目更应看重其社会效益。同时，还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扶持国有文化企业的海外并购：

　　第一，优化国有文化企业的外汇管制政策。建议加大金融政策对国有文化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支撑力度，如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提供跨国并购的购汇优惠汇率政策，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支持服务体系。

　　第二，加大政府、金融机构或社会资本对国有文化企业跨国并购的融资支持。建议提供产业、财税等全方位、综合性的政策支持，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

　　第三，增加国家政策性资金支持。建议对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跨国并购项目提供更多政策性支持，强化国家产业政策和扶持资金、引导资金对国有文化企业跨国并购的引领和支持作用，制定相关的文化产业优惠政策，以促进和加快产业发展，更好地配置产业资源。

　　第四，精简海外投资的审批手续，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建议为国有文化企业重大境外投资提供通关便利，建立健全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联系机制，加强统筹协调，精简海外投资审批的相关环节，为文化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更高效审批服务。

　　第五，加强国际化人才引进和激励政策支持。建议加大对国有文化企业国际化运营人才引进和激励的支持力度，使国有文化企业在引入紧缺型人才时能有更宽松的引进政策和更灵活的激励机制，既能引进人也能留住人。

　　关键词七：学术期刊的发展

　　3月4日，在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小组讨论会上，邬书林说，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科学发现、技术进展、思想创新、管理经验形成的思想结晶和知识财富，国家的强大也应该体现在我们的学术话语权上。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事业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学术期刊的结构布局日趋合理，期刊整体学术质量不断提升，一批期刊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但全世界学术期刊依然被发达国家垄断，如何加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是业界应该普遍关注的话题。

　　李东东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李东东认为，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依赖于学术期刊从业者，特别是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素质和事业热情。可以说，编辑出版人才是学术期刊的第一生产力，是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核心要素。她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学术期刊的改革方向；针对高端优秀人才，建立国家层面激励机制；放宽出版专业资质，拓展学术期刊人才引进渠道；改进继续教育方法，切实提高培训实效；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除了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的建立，邬书林认为，“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首先，在资源配置方面对学术期刊予以倾斜，完善学术期刊审批制度，加大优质出版资源供给。其次，开展学术期刊集约化数字化发展试点工作，以点带面，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效果显著、可持续发展能力良好的学术期刊集群，提升学术期刊整体规模效应、运营能力和发展动力。再次，将精品学术期刊纳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范围，实施“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品牌工程”，打造一批学术质量高、社会效果显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名刊。最后，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力度。（本报特别报道组综合报道）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7年0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