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论述，并通过深度整理出版、典籍数字化等方式，梳理传统文化典籍，挖掘中华文化精髓，对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起到了助推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本版特别梳理了近年来出版界推出的重点传统文化精品力作，以飨读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传统文化的书籍则是其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其光辉濡染着一代又一代人。当今，出版界更是将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使命。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做好传统文化相关典籍的出版工作，是出版界迎接党的十九大工作的重要使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是时代对于各个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

　　立足典籍 深入阐释灿烂文化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数千年来，中华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智慧。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是努力做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张旭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整理与出版中国传统科技典籍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我们不求在短期内创造轰轰烈烈的成绩，只愿长期坚持踏踏实实做好这一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话语背后是出版人对于传统典籍出版事业默默地坚守，作为出版人的他深切地明白，传统文化典籍的继承和发扬绝非一日之功，既要有重大工程的推动，又需要出版工作者们积年累月如静水流深的耐心和定力。

　　谈及如何做好传统文化图书出版，张旭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深厚专业知识和对科技史有专门研究的团队作支撑，“《中国科技典籍选刊》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合作组织策划，坚持立足于典籍，这样就保证了图书的出版拥有有力的学术支撑。”

　　在传统文化图书出版方面，凤凰出版社作为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可以称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对于如何做好传统文化典籍的出版工作，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说，要紧跟国家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意志，有强烈的自觉担当文化责任和使命感。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这部大书历时36年、有680万字的庞大体量，由几代学者接力才完成，于2014年面世，文献丰备、注释周详、博采众长，展现了当代古籍整理的新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曾这样评价《杜甫全集校注》：“该书集中了三四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1000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中国文化的主流。《儒藏》工程的开展，既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又有利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介绍，在2017年7月，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儒藏》“精华编”一期60册，4000余万字，已经按时结项，评审结果为优秀。

　　这些书籍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社会文化的大环境日新月异，中华文化典籍整理出版的环境也呈现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00多种，“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1.7万部善本古籍的影像，有了充足的文献准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出版社工作者下苦功夫、啃硬骨头，不断推出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体现时代特点的古籍整理作品。

　　矢志不渝 加班加点竭尽所能

　　一部典籍是一把好琴，遇到好的出版社犹如遇见高明的琴师，方能奏出好的音色。而每一部的出版背后，都有太多太多的艰辛，但更多的是出版工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出版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守。

　　《杜甫全集校注》1978年立项，由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担任主编。1991年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主编去世，编纂工作因种种原因停滞。直到2009年，经过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方协调、支持，该项目由萧涤非的学生张忠纲领衔，重新启动。为杜诗做注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更何况这一出版项目是在停滞近20年后，所以留给后人的担子很重，但是在张忠纲的带领下，编校团队竭尽所能，为了出版工作全力以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告诉记者，有一个夏天他去拜访张忠纲。一进门，他看见张忠纲穿着个背心裤衩，一个人在那儿干活，桌上堆满书籍和纸条。周绚隆说：“张忠纲先生负责全书的终审通稿。他花了大力气，从头到尾统一体例，修改校注，补充材料，核对引文，编撰附录，缺的稿子也是他带着学生做出来。我们是4个编辑，跟他车轮战，稿子一遍一遍地过。”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出版人在不懈努力，《杜甫全集校注》虽然备尝艰苦，最后还是终于做了出来。

　　北大出版社在编校出版《儒藏》“精华编”的过程中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比如超大项目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再比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问题。自承担《儒藏》工程以来，在没有外在资助的情况下，北大出版社不但独立承担了编校印发的所有费用，还应编纂方及学校的请求，向《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提供了数百万元的资金，保障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但由于整个项目规模庞大，周期较长，发行困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产生经济效益，面对这些困难，北大出版社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截至2014年6月，自筹资金出版了《儒藏》“精华编”100册图书，约8000万字。直到2016年3月，《儒藏》“精华编”（一期）正式获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公室立项资助，资金压力才稍微缓解。

　　中华书局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责任编辑石玉保存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主编、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交付的手稿：一叠大八开的稿纸，第一页就丹黄遍布，增、删、改，改后再改，往后翻去，几乎页页如此。像裘锡圭这样恪尽职守、为传统文化精品出版燃烧自己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策划编纂出版的《蒙古医学古籍经典》（蒙古文）、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新疆卷：维吾尔民间故事集》（维吾尔文）等书同样也是部头大、难度大的大型出版物。这些书籍背后的编辑团队也是各尽其责、加班加点，并对出版细节进行细致把关，最后才呈现出了这样的精品力作。

　　走出国门 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让文化走出去，可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可以使我们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还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大出版传媒集团的传统文化走出去视野愈发开阔，精品力作走出去的步伐愈发稳健，路径也愈发多样，特别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北大出版社正在加强与推广“《儒藏》‘精华编’数字化文库”的建设，现已先后多次与国外大型出版机构商谈合作，计划借助国外数字化的先进技术，利用国际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及完善的法律规范，将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可靠的原始文本，成规模地以整体的形式呈现在国外读者的面前，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内涵。

　　在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华书局向海外图书馆市场推广中华古籍总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发《中华文明史话》波兰文版；三联书店首发《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版，该书版权输出近20个语种……

　　马辛民说：“让这些优秀的精品力作走出去，可以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验证理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