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效益与出版品牌相辅相成
　　■于殿利（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社会效益考核是一种有益的价值指向，它指向了出版行业存在的意义——用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来塑造人。因此，倘若忽视社会效益考核，仅看重经济效益考核，对出版行业的发展方向将是片面的引导。众所周知，在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下，往往是考核的那个方面会较快发展。因此，着重对社会效益的考核，可以让出版人牢记出版的使命。

　　就出版社内部的考核而言，能够量化的就量化，不易量化的指标，可以尽量找到相对客观的主观评价。能够量化的指标包括差错率、出版导向、社会评价等。首先，社会效益考核不是对某本书的考核，而是对整个出版机构的考核，因此可以对机构的全部产品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其次，社会评价的指标可以量化为媒体曝光率和获奖情况，举例来说，“国际白金星质量大奖”作为非常重要的世界级奖项，其标准就是搜取各个行业的企业在媒体上广受好评的高质量产品，商务印书馆曾两次获奖；就获奖情况而言，要以国家认可的奖项作为评价标准，而不是任何奖项都可以，实际上评奖本身就有着分类指导的作用。此外，还应将科研成果和学术成果的引用率、公共图书馆的收藏率作为重要的指标。

　　出版机构提高社会效益和打造品牌之间息息相关。品牌是企业独特的价值认同，如果能够形成独特的品牌产品，并为读者所熟知，那么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相反，仅仅跟随市场而没有品牌定位，也就没有相匹配的编辑人员，出版质量就难以提高。企业发展到最后，比拼的是品牌。

　　就此，近年来商务印书馆主要在3方面发力。一是学术文化建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事关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建设。可以说，学术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高度。我国的传统文化，体现着我国人民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现代化道路是重要的成功实践，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大众文化建设，这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广度。目前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个基础的缺失会影响高度的建设。三是传统文化建设，这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深度。在我国加快现代化脚步的进程中，大量的乡土文化面临困境，需要去保护。真正的文化，其实一直扎根在乡土之中。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有多深，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土文化。

　　肩负双重职责 实现双效提升
　　■黄定承（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贵州出版集团从成立伊始，就肩负着打造优秀文化阵地和优秀市场主体的双重职责，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集团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中积极发挥行业作用，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3年来，集团累计出版新书1.2万余种，出版了一大批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的图书。多种图书入选国家级、省级重点出版规划；在国家和省部级各大图书奖的评选中屡次获奖；向欧美和亚洲等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输出版权90余种；基本形成了“编印发+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集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为振兴贵州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认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颁布实施还需要加强和改进一些环节。目前，针对该《标准》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社会效益难以量化考核、社会效益会增加出版单位的经营负担等，应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

　　以“出精品、出效益、可持续发展”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2018年，贵州出版集团党委牢牢把握“稳中求进、主辅结合、两效统一、保值增值、党管企业”的工作原则，突出“保增长、补短板、防风险、促增收”的工作重点，统筹推进发展、改革、管理、党建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有四个特点：发展的步子更加稳健，改革的举措更加务实，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更加规范。

　　在实践中，我认为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出精品、出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贵州出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出版方面要在选题策划、配置资源、机制创新上下功夫。在印刷方面要抓住长三角、珠三角印刷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和对外合作的力度，借助外力，做大做强我们的印包产业。在发行方面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个手段，理清两手抓的工作思路。在搞活辅业方面要做好化解各种风险，盘活现有存量，不断扩大增量。

　　今年是贵州出版集团的“项目年”，要以项目为抓手，突出主业、规范辅业，推动“编印发+多元化”产业板块高质量发展。

　　出版板块：狠抓一批出版项目，比如围绕重大时间节点、重大节庆、重要工作，推出一批高质量的主题出版物；我们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做好教材教辅市场维护及新品开发工作，做好期刊资源整合和媒体融合发展，加大窗口带动效应，坚决把好图书的内容质量关，加强对外交流合作等。

　　印刷板块：狠抓一批印包项目，比如以省内烟、酒、茶、药、食等产业为切入口，细分产品市场、创新经营模式、优化内部管理，实现印包产业的重大突破；要加快技术革新步伐、推进混包合作等。

　　发行板块：狠抓一批发行项目，比如积极拓展幼儿读物、高中教辅及大中专教材市场，实现高中教辅市场拓展的重大突破；要推动“大物流”项目建设、科学规划城市文化综合体项目建设。

　　多元化板块：狠抓一批多元化发展项目，按照科学评估，规范决策，防控风险的要求，启动一批与主业相关的项目；要妥善处置好存量项目遗留问题、盘活各类存量资产。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富康年（全国人大代表，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去年年底，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我认为，针对宣传思想单位考核社会效益是必须的。据我了解，下一步社会效益考评也将落实到期刊行业，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文件。《读者》欢迎相关考核标准的出台，这对期刊业发展是一种督促。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经济效益，那么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但如果没有社会效益，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也是走不远的。文化事业建设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例如，近几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抹黑丑化英雄人物的言论，作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实施，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我认为非常及时和必要。

　　在期刊行业转型的关键阶段，首先应该把转型当成文化事业去做，坚持内容为王，不仅价值观、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能丢，还要做到与时俱进。按照党中央的方向指引，为时代明德。期刊应该在转型中同时准确找到自己的内容定位。

　　做好主题出版 发挥社会效益
　　■别必亮（全国人大代表，民进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人一直都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仅仅考评出版业的商业属性是不合适的。因此，对图书产品制定可量化的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十分必要。

　　出版机构的社会效益，涉及到获奖情况、读者和社会的认可、编校质量、销售数据等方面。获奖的情况相对容易进行量化；读者的认可，可以参考具有代表性的读者如文艺评论家等人的书评等评价，也就是媒体曝光度；社会的认可，即是否入选了各类书单；销售数据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读者的口碑。

　　重庆出版集团为了提高社会效益，有针对性地提前策划选题，主动出击，根据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前谋划。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集团也有相应的计划和策划。对于主题出版，一般要提前2～3年开始着手，期间或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作者是最重要的一环，找准作者十分重要，不然再好的选题也做不好。当然，市场推广也很重要，不一定要开展大规模的营销活动，但讲座和座谈会可以让目标读者和行业了解图书，还是有必要的。为了做好内容，我们在集团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有限的出版机会，集团再优中选优。

　　建立激励机制 提高社会效益
　　■金永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目前，各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指导下，都对出版行业履行社会职责、实现社会效益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从实际工作上来看，各地对新闻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考核，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建议把文化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考虑，既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把社会效益考核指标纳入到对文化企业负责人的激励机制之中。

　　关于如何促进新闻出版行业社会效益的发挥，一是国家层面要加强宏观引导，持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出台相关扶持措施；二是在创作生产机制上要加以引导，比如重大题材创作生产、国家级评奖、重大活动组织上，都要优先考虑社会效益好的作品，鼓励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和企业脱颖而出；三是对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特别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作品和个人，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扎根人民 勤于思考 不竭创作
　　■蒋胜男（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温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认为，“四力”是一个具有递进关系的概念，所谓“脚力”，需要用脚去丈量我们的时代和社会，走入群众生活中去切身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所谓“眼力”，需要看足够多的书籍，再细致入微地去观察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脑力”，自然是通过我们的思考，凝练出所思所得，将走过的路，看过的书，化成思考；最后通过我们的“笔力”流淌出来，落实到我们的作品上。

　　我们这一代网络作家，现实中来自各行各业，以实际生活经历和感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字作品，实际上就是在记录着人民群众的故事。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有勤于思考，才能创作出贴近时代、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作品。

　　再比如，近一两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在网文行业越来越受重视，最近也有许多不错的现实题材作品出现在大众视野，比如《人民的名义》《大江大河》，都是很好的现实题材故事。写作现实题材的作品，是为了能真正打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引起时代的共鸣。其实无论哪一种题材，都是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心的焦虑，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的。有些文学创作只有一个现实的“壳”，没有一个现实的“核”。我们看到的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都是可以引发人民共鸣的，所以大家所说的倡导现实题材创作，实际上是对网文领域能够出现更多精彩动人好故事的一种渴望。

　　以“四力”建设为桥梁纽带 生产高质量产品
　　■王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时政新闻部采访三部制片人）

　　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媒体融合战略首先是移动优先，从我们对这次两会报道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四川台对媒体融合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正在进行的一些探索。

　　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所有记者都要做全媒体人，记者采访时首先要考虑给“小屏”发稿子，即四川广播电视台在传统电视节目以外，开拓的新媒体产品“四川观察”APP。再比如，后方编辑在分发新闻的时候尽可能运用互联网传播规律，前方记者在采访的时候首先给新媒体供稿。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稿子就已经形成先放到“四川观察”上去，新媒体要求迅速传播，之后再按照传统电视的制作模式生产电视节目，所以每次记者出去采访的内容都会形成两个产品：一个供“小屏”，一个供“大屏”。四川广播电视台在以“中央厨房”的模式推进融合，这次全国两会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北京演播室就叫“中央厨房”。

　　此外，作为新闻宣传工作者，习总书记去年提到的“四力”建设也给我们指出路径。“四力”建设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媒体人需要加强的，媒体人有了这“四力”，在工作中自然而然能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也就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

　　可以说，“四力”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与老百姓的生活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媒体生产的内容好不好，受众到底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就很关键。

　　媒体加强“四力”建设，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能起到很好的纽带作用。同时，“四力”建设也对媒体人能够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的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发布以后，教育又成为热点，作为文化人、媒体人，我们虽然并没有从实际工作角度非常实在地参与其中，但是仍然可以从自身的独特角度贡献一点微薄力量。

　　比如，四川广播电视台一直坚持一个公益项目，由主持人组成小分队到农村学校，跟小朋友们一起生活几天，教他们说普通话，给他们讲述外面的故事。相比城里的孩子，乡村孩子接触外面的人和事的机会较少。虽说每年公益项目的时间比较短，但我们一直在坚持，积少成多，希望能够从这些角度让乡村孩子感受到外界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打开另外一扇窗，让他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今年，我也带来一个这方面的建议。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从2015年开始实施“一村一幼”计划，推动教育精准扶贫，补齐彝区学前教育短板。去年两会我提出了“提高‘一村一幼’教师能力和加强教师培训”的建议。通过去年工作和调研，我了解到一些新情况，随着政策的普及和一些企业的帮扶，每个村设立“一村一幼”教学点、解决硬件问题已经不再困难，但是是更为重要的是软件方面，也就是老师，“一村一幼”教学点的老师数量仍然不足，因此我建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一村一幼”教师数量的供给。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0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