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学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学术出版重镇的大学出版社要如何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间的差距？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60周年社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在致辞中谈到了这一问题。本文结合邬书林发言的核心观点，分享海外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建设经验，为国内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出版社数以千计，仅中国就有百余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以及整个出版行业中的重要作用都毋庸置疑。近些年来，国内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中不少都打出了“打造国际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口号。但不可否认的是，与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耶鲁、普林斯顿等全球知名大学旗下的出版社相比，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尚有一定差距。

　　建立立意高远的体制机制

　　作为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出版社的诞生和主要发展方向，大多是由它所依附大学的特色和使命决定的，因此，服务学术和科研始终都应该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使命。有业内人士认为，转企改制后的国内大学出版社需要直面市场挑战，承受着巨大经济的压力，具有一定特殊性。但全球知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也同样在坚守学术影响力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立意高远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至关重要，国际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与其所属大学的宗旨是一致的，甚至要高于大学。

　　哈佛大学出版社创办于1913年，至今的数任管理团队始终都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基于学术，服务学术，超越学术，不仅要把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另一个学者，而是要成为整个学术界和学术外世界的桥梁。相比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旗下另外一家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名声更大。来稿的刊发，均需经过同行及业内专家评审，机制与学术论文发表前的匿名评审类似。这一做法在商业类图书出版领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保证了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品牌含金量及其图书的水准和品质。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虽然在体制上不属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任何一个部门，但其发展却始终和普林斯顿大学密切相关。该出版社17人的编委会中，11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权威学者，编委会的地位与大学董事会同等重要，可以决定出版社的出版规划等重大战略问题。众多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学术水准的出版物，如知名的《校友周刊》等，都需要获得他们的许可才能出版。为了实现“为全世界传播知识，传递信息”的宗旨和理念，这样的体制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已经传承了近百年。在这样的机制下，普林斯顿大学承担了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在内的很多其他出版社避而远之的学术选题。过去的15年当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5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代表作，很好地支撑起普林斯顿大学向世界传播知识的历史任务。

　　再如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牛津大学一个独立的部门，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年营收近10亿英镑，比全球多数大学出版社高出许多，让国内大学出版社颇为羡慕。但英国政府并不会对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进行资助和扶持，因此要建立长久的学术追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要靠出版社自身的努力。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即所有收入所得必须用于支持学术出版，其中包括为编辑提供一份体面的、丰厚的收入。这样才有了30年来一代又一代编辑别无他念地认真打造和完善《牛津词典》，也只有这样的好书才能支撑起一家一流大学出版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同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大学出版社也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

　　目前来看，中国学者的一流科研成果大多在国外发表，主要原因正是国内的学术期刊、学术著作标准和立意都不够高远。要想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差距，必须要有高远的目标和务实的态度，更要有切实可行体制机制，让高远立意和办社宗旨能够不停留在一句空话，而成为出版社所有员工，甚至所有大学出版社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抓住信息技术革命性发展的历史机遇

　　虽然中国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的数字化方面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但不可否认，较之海外一流学术出版商或一流大学出版机构而言，国内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方面起步较晚，发展也相对缓慢。

　　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14年，隶属于英国剑桥大学，每年有2000多种纸质和电子出版物面世，在全球出版领域声名卓著。除了高品质的学术出版之外，剑桥大学出版社对新技术的敏锐度也广受赞誉，英国《金融时报》曾称赞剑桥大学出版社是“数字出版的先驱之一”。多年以前，剑桥大学就在已有内容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新技术拓展出版形态，把校内图书馆600余万册的藏书，扫描成电子书，与微软、Google、日立公司等合作电子书出版业务，此外，还建设了与教材搭配的英语在线学习系统和电子互动白板等最新教学软。同时，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有一套复杂精妙的数字控制平台，包括197种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剑桥图书在线、剑桥期刊在线、莎士比亚app、Materials360、剑桥法律报告在线、剑桥档案版本在线等都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打造的数字产品。最近几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业务已经拓展至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就这一点来看，中国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方面与国际一流大学出版社仍有一定距离。

　　那么，出版机构要如何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提供的技术便利？计算机每秒3万亿次的运算速度，能为出版机构提供怎样的帮助？邬书林认为，首先，大学出版社要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使出版产业运作更加流畅，成本更加低廉，出版社运行更加有效。其次，海外转型发展较为领先的出版机构本身，并没有“数字化”的概念，许多出版机构都将数字化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与出版相融合；而他们所谓的“融合”，是把出版融合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科研和教学当中去，转变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支撑载体，把教育进步、经济发展、科研工作和所谓的“融合发展”同步推动。最后，大学出版社要开启知识服务模式，在融合发展时代，为用户提供不可或缺的新型产品，即为教育、科学和经济寻找知识解决方案。

　　如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久前针对 K12 阶段英语阅读学习推出英语阅读学习解决方案 " 牛津 BRC 阅读俱乐部"，包括阅读俱乐部， " 牛津阅读大使" 计划，以及即将上线的 BRC online 智能英语阅读平台。而哈佛商学院出版社不仅出版了一系列经典图书，还利用哈佛商学院的教育资源，开发制作了一系列E-learning线上网络培训课程，在中国也有销售。

　　可见，放眼全球，专注学术，构建“图书-培训-知识服务”三位一体的模式，才是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7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