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 马来

　　成长轨迹 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3年，30多年来，经历了快速发展、曲折前行和稳步发展阶段。初创阶段，包括侯伯宇、王戍堂、张国伟、张岂之、彭树智等一批名师大家的学术著作都在这里出版，创造了出版社建社初期的辉煌。2002年以来是出版社深化改革稳步发展的时期，先后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专业出版稳步推进是这一阶段的明显特点。

　　为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服务是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办社宗旨，其中首要是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但面对教育评价的特殊需要，本校出版资源基本流向社会，应该说“为本校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的使命基本结束。当然，出版社是学校对外、面向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和学校出版资源有很好的结合，对于传播学校在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上的价值和影响有特别的意义，比如出版社在成果识别、出版发行、宣传推广上对提高学校社会影响会产生共同效应，这也是高校出版社和社会出版社的区别所在。另外，我们看到有些好的高校出版社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所在学校的社会影响。

　　大学的出版地位与所在学校社会地位相当，应该说是所有高校出版社相对一致的愿望与追求。但现行的体制有时不提供这样的条件，这也是社校共同的困扰。在专业出版上西北大学社多年来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与努力，一是“跳出”所在学校，聚集社会专家能量，创造性地设计选题、组织作者，发挥出版社在学术问题上的见识，如耗时8年推出的《关学文库》，其作者基本不在本校；还有许多正在进行的出版选题，作者都是在社会上，不在本校。二是寻找、争取本校一些有价值的出版资源，创造条件支持本校成果出版。

　　作为中小出版社，近年来西北大学社在专业出版上致力于凝练方向，努力形成历史文化与思想学术的特色，专业出版关键在“专”上，不“专”就不能形成特色，不“专”就没有内容资源的未来优势。中小出版社如果没有专业方向，四处出击，在转型中将溃不成军。西北大学社正在实施的《史记研究集成》《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论著集》《秦历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清编全唐文笺校整理》等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应该说，转企改制以来国家设立出版基金、对文化产业的减免税政策等，对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政策支持，出版社在选题设计安排上有了更多的余地，可以寻找有影响力的作者，提供尽可能好的创作条件，同时形成相对稳定的出版人才队伍，但专业出版的价值具有更多的外部性、广泛的社会意义，出版立足于此实现经济效益还很困难。可以想象，随着多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传统纸质将失去更多读者，专业出版没有集成的内容资源，如若国家取消减免税政策，专业出版将难以为继，出版的人才队伍也将在行业变化中流失。如果出版产业链衰弱，著作稿酬难以提高，相应的，增强原创出版将成为问题，这些都是出版将遇到的瓶颈。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