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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袁亚春
“坐下来能做学问，站起来能做实事。”带着当年导师的教诲，袁亚春在出版行业一干就是27年，一直做到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在说到践行恩师当年说的“做实事”这一话题时，袁亚春又追加了一句：“一方面把事情做起来，另一方面把队伍带起来。”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和这样的岗位，不仅自己要活好，还要给出版产业不断提供有营养的内容和思想，也不枉我们在这个行业干上这么多年。”
职位在变，编辑身份一直不变
1990年，袁亚春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杭州大学出版社工作。他感到，出版是一项“利众生”的事业，并非只做简单的学术文化“搬运”，而是要把知识整合，这项工作做好了，其价值甚至可能会超过一个专业性的学者。”
心态摆正了，工作自然顺畅很多。因为在出版社表现出色，袁亚春很快便走上管理岗位。工作不到5年，袁亚春即被当时的领导安排到部门主任和社长助理的岗位上。1999年，杭州大学出版社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并后，袁亚春陆续担任新的浙大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社长助理等职。虽然在最初工作的10年中，袁亚春的工作岗位不停在变，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行政管理岗位，但他一直停不下来的还是策划、编书，这位兼职编辑每年的工作量和专业编辑不相上下。
袁亚春虽然喜欢编辑工作，但处在营销、发行等经营管理岗位上，他也干得很欢。头些年，传统的书店工作人员对于学术图书不太重视，但袁亚春不断到书店里与店主们攀谈，这显然也让书店老总们既感兴趣也很信服。“我们谈得来，很多到现在为止还保持联系。”袁亚春作为副社长分管出版社经营工作，8年间出版社发行规模增加5.5倍，出版社整体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大力推行出版改革创新
2008年，袁亚春负责组建了异地选题策划机构——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公司；主导与著名民营出版机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选题合作，成立财经事业部；主导组建数字出版中心；全力支持《浙江大学学报》推行的一系列创新举措。
“当年设想与‘蓝狮子’维持5年的合作就非常好，然而如今10年下来，双方的合作依然十分稳定。”袁亚春感慨道。2008年，浙大出版社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确定合作后，出版社迅速成立财经事业部，与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进行全方位对接。与一般出版社和民营公司的合作套路不同，除了策划方面由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编辑负责外，其他出版环节，包括具体的三审三校、发行等，全部在出版社内部解决，从而有效保证了图书质量。
2008年，许多出版社还对“网络出版”犹豫不决时，浙大出版社已经抱着非常开放的心态投入互联网和数字出版中。袁亚春回忆，当年许多出版社不太愿意把新书的内容授权给知识服务商进行再开发，有的出版社在纸质图书销售3年以后才愿意把内容提供给相关机构。“但我们认为，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物的用户与纸质出版物的读者一部分是重合的，另外有很大一部分则是增量，去满足这种增量需求，其实是一种市场创新。”
大学社要体现大学的气质
袁亚春认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体现大学的气质。中国的高等院校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外，还承担着社会化服务、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传播等功能，因此，大学出版社的功能也要不断拓展，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做书。袁亚春介绍，现在浙大出版社的图书产品结构比较合理，其中学术图书、教材占65%—70%，大众图书占20%—25%，2/3的学术图书、教材比例，充分体现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特点，而包括财经、通俗历史与文化等在内的大众出版，也要做出自己的大学气质。“有趣味，也要有营养，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满足大众健康的、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在很多人看来，传统的大学出版社做主题出版其实不太拿手，袁亚春并不这么看，“主题出版可以有更多内涵，表达方式要多样，有说服力、感染力，也要有学理性，同时要强调开发的可持续性。”浙大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政能量：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东方》、《东方战场》等主题图书，获得国务院研究室、教育部、浙江省委宣传部等部门领导或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虽然出版社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袁亚春从未停止思考。有所思，就有所表达。从业二十几年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术的追求，不但合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还合作出版了3部经济学学术专著（个人撰写了40多万字），发表专业论文和编辑出版文章不下40篇。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出版产业面临新的挑战，他理性观察思考产业发展趋势，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发表自己具有创新性的意见主张，希望唤起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出版价值的审视和反思。“出版的本质是特定内容的有效传播，所谓新兴与传统，只有合宜与不合宜之别，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作为活在特定时代里的人，一定要让自己始终处在发展、改革的中心，不能自我边缘化、泡沫化，不然就会被社会的沙尘、浪潮所淹没。身处大时代，这一点对于任何行业都如此，出版业也概莫能外。”袁亚春感慨地说。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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