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教材选用的典型模式有：专业型选用模式、法理型选用模式、专业与法理型选用模式和整合型选用模式。在组织社会学视域下，探讨高校教材选用中人、组织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能够给高校教材出版带来启示。
　　关键词：高校，教材出版；教材选用

　　如何选用最优秀、最适当的教材，通常是高等学校教材工作中最优先、最重要的任务。研究高校教材选用应该关注那些在学校中进行教材选用的真实情境。组织社会学是探讨组织结构、功能及其运转规律和问题的一门研究科学。组织社会学把人看成一个角色或组织人，他的行为表现与组织的存在息息相关。学校及院系作为组织会对高校教材选用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高校教材选用是一种组织事件，其效果受制于学校的组织状况，受制于教师自身的教材观念，受制于能对教师选用教材施加影响的信息流，不同的人、组织和信息组合对于教材选用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借助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高校教材选用，有助于还原真实的高校教材选用过程，有助于更新出版机构的高校教材建设思路，也有助于高校教学的改善。经过教材推广工作实践以及对相关教师的访谈，本文大致总结出高校教材选用的四种典型模式，并基于这四种典型模式，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探讨高校教材选用中人、组织和信息等诸因素及其对高校教材出版带来的启示。

　　一、专业型选用模式

　　此种选用模式的典型情境案例如下：A老师为西北某地211院校法学院副教授，无行政职务，主要教授《民法学原理》课程。A老师作为学院直接教授《民法学原理》课程的教师，“天然”地具有选定这门课程教材的权利，这是由他的专业身份决定的，虽然学院也有民法方向的其他教师，但其他教师并不直接参与《民法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其他教师也认可由教师各自负责自己课程的教材选择。通常这类专业型选用者具有以下特征：具有较高的专业学历背景，同时也有专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职称，比如教授、副教授职称；直接教授该课程。

　　A老师既在法学系工作，也在学院下面的一个研究中心工作。对于学院是否有明文的教材选用规定，A老师并不清楚，只是接手这门课教学的时候，上一任老师提过之前用过的教材，以及如果今后想用其他教材，“自己决定就行”，“向学院申报一下，一般学院领导不会干预”。A老师所在民法方向还有一个教研室，但很少集中开会，不会正式讨论教材选用问题，“会互相聊几句，说一下，尤其课程有衔接关系的时候”(A老师语)。系主任会在教材申请表上签字，但由于也不是这个领域的老师，不会过多千涉，直接报给学院。学院会制作整个学院教材选用的汇总表报到教务处。现在学校一般也不统一采购，由学生白由选择购书方式。

　　这门课有两个班，一个班有40名左右的学生，A老师不习惯花很长时间在教材选择上，觉得很多教材大同小异，并且“一本教材不可能对教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关键还要看教师的学识和教学能力”(A老师语)，相反A老师会推荐几本经典教材给学生对照看，考试出题也选择自己上课讲过的内容，并不严格遵照教材的表述，甚至某些学术专著也推荐给学有余力的学生。A老师获取教材信息通常有三个渠道：师门的推荐一自己学习的经验以及同事的推荐影响很大；学术会议的书展一学术会议同行的建议和会议上的书展；出版社人员的推荐一相关主要出版社人员的上门推荐，定期的资料提供等。

　　通常，专业型选用模式呈现出以下特点：体现学科专业性一要考虑选择的教材在介绍专业知识方的逻辑、全面、时代性，是否适合本学校的学时和培养方向，是否适合本校学生的能力层次；强调标签性一具有国家规划或者获奖等特征最好；并不依赖教材一虽然按照学校要求填写一本主要教材，但同时也指导学生参考另几本经典教材；很难迁移一即使离开该学校，到另一所学校教授同门课程，基本也是一个套路，“循规决策”；选用决策遵循“满意化逻辑一选用者似乎更倾向于选择“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方案。最优化表明选择的是最佳备选方案；满意化则表明专业型选用者并不打算在此花费大量时问成本，只要基本符合自己的专业要求就行，通常心里已经有一定认可的作者、出版社等。此种模式在一本、二本等高校以及专业学生人数不算多的学科较盛行。

　　二、法理型选用模式

　　此种选用模式的典型情境案例如下。B老师为东北某地高职院校教务处处长，副教授，一般不讲授具体课程。B老师作为学院的教务处处长，分管教材科，“组织教材及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和出版教材的审定工作，负责全院教材的征订和采购供应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法理型权威，其核心是：权威是职位的权威，而非占据职位的人的权威。韦伯将法理型权成定位为科层式地施行的权威：“法理型权成运作的纯粹形式是雇用科层行政人员”。教务处下设教材科，主要负责全校的教材供应和教材建设，有明确的教材选用安排制度，针对全校所有教材选用。由于前一段时间，学院内自编教材较多，学生反映质量差别很大，分管教务处的副校长让教务处严格执行相关选用教材规定，并且制定可供选用的教材目录，这项工作的执行就落在了教务处。于是，B老师根据学校意见，修订了原有的教材选用规章，提出了可供全校选用的参考目录。实际上，教务处就规定了全校所有使用教材的选用范围。法理型权威隐含于“法治”之中。成文规范是所有行为的依据，决策行为更多依据规则，而非就事论事，任何不合规则的例外都必须寻求正式的裁决，有时甚至寻求新规则。教务处制订的新的规则，也通过了主管副校长为首的教材建设委员会的审订，从而成为学校教材选用方面的最高规则，规则也明确了教务处在教材选用中的权力。

　　教务处是负责全校教学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在行政序列中与各教学学院平级，但各学院有关教学的事务均要根据教务处发布的统一规章进行。教务处处长是教务处的负责人，被赋予相关的权力和责任。教务处则受分管副校长管理。教材科在教务处的地位日新弱化，原先学校各个年级都需要统一订购教材，教材科工作非常繁忙，现在统一教材放开，除了新生以及一些年级的个别专业基础课，其余均由学生按照老师指定教材自行购买。B老师作为教务处处长，属于全校的核心部门领导，校内外交际也非常广泛，除了和本校各个学院的老师，也和其他同类学校教务处领导聚会，交流各自的业务工作，好多教材选用的方式也是从其他院校借鉴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了解其他学校如何处理教材选用的利害关系和影响教学质量的危险，用B老师自己的话来说，“教务处的事情太多太杂，教材选用只占很小一部分，只要别出事添太多麻烦就好”。

　　由于全校能选用的教材几乎全要上B老师牵头制定的书目，因此全校学院老师都会主动提供教材信息给B老师。但是B老师一般还是严格按照制定的规章要求，选择从《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上挑选获奖或者规划教材，同时设置一个教材审订委员会，需要新批准使用的教材必须上会讨论，但校领导认为流程比较烦琐，常常主要由教务处处理，这时B老师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但是B老师也不可能熟悉各个专业的教材优劣，通常就是强调规则，比如设定10家出版社为本学校认可的一类出版社，一般只采用这10家出版社的图书。

　　通常，法理型选用模式呈现出以下特点：岗位决定权力，组织决定权力范围，法理是基础，法外是“能力”；根据规则办事一要把权力明确化，就必须按章办事，“章”就是法理选用的合法性；规则之外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有较大的“寻租空间''，突显了职业操守的重要性；随政策或者人员变动比较大一即使在同一岗位上，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和行事风格的，这导致选用教材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此种模式经常在高职以及独立院校使用。

　　三、专业与法理混合型选用模式

　　此种选用模式的典型情境案例为：C老师是中部某工科院校外语学院院长，自己担负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他并不担心这门课的教材选用工作，这基本和专业型选用模式一致，即使他自己不上这门课，其他老师上，基本也遵循专业型的路子。他发愁的是全校大学外语教学的教材选用，学院下面大学英语教学部C1主任和他商量了好久，但实际C老师自己并不承担大学英语的教学工作。大学英语这种全校普及性的课程，通常由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承担教学任务，并非一个人能完成，为了统一教学进度以及保证相应的教学质量，学校内通常指定订购一个版本的教材，一级本科学生4000多人，而且通常四个学期的教材连贯使用，同时大英教材通常为听说读写译的系列教材，这期间需要订购的大英教材费用就接近200万元左右，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专业人员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仅仅从专业领域决策就可以的。这种决策常常是专业和法理型权威的结合，既需要来自专业人员的教学意见，又需要通过程序、制度合法性地参与决策。这两个角度一般来说缺一不可。

　　学校有一套专门的教材选用流程，但基本在大英的教材选用中不好使，一般涉及其中的人员会执行一套另外的“默认规则”。通常涉及的部门有大学英语教学部、外语学院、教务处，除了这部分人员，校领导也会参与。通常由C1主任收集教学部人员的建议，根据专业标准，提出几套可供选择的大英教材，提交C老师选择。C院长除了要从专业水准来审核，更要充当把关人。他要在种种关系中比较、权衡，拿出一个相对妥善的方案。这个方案一般C老师会与主管副校长商量，以确保方案的稳妥性。

　　对于这类教材，除了关注它本身的质量，与学校学生的契合度，更主要的是关于使用教材的背后价值－－增值服务。因此，重要的是权衡出版社能提供的服务质量。比如是否能提供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培训等。

　　通常，专业与法理混合型选用模式呈现出以下特点：此类模式涉及的教材选用经济价值比较大，但由于专业教学涉及更多学生，是一个权衡的过程，要综合决策；专业认定是基础，利益分割是关键一常常是满足专业人员的基本专业要求之后再考虑其他利益诉求。此种模式常常发生在各级院校的大宗教材选用中。

　　四、整合型选用模式

　　此种选用模式的典型情境案例为：D老师为东南某独立学院院长，一般不具体授课。独立学院董事会扮演着双重身份：从产权的角度讲，独立学院董事会代表学院行使最高权力，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从管理的角度讲，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董事会扮演着委托人的角色。D老师作为独立学院院长，既受资方委托，承担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要保证学校教学的正常有序运行，而且正是通过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来获得投资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教材在院长的理念中，是保证学院整体教学质量的基础，毕竟很多教学环节跟踪不到，教师素质也统一不了，但教材属于统一可控范围，也是可以突出学校特色的地方。在这一点上，院长也和董事长达成一致，甚至学校董事长向整个集团层面汇报的时候，得到了集团的认可，希望该学院能牵头整合一套符合教育集团理念的教材，这里面既有集团认可的已出版教材，也有可以从自己院校教师中发掘出的特色教材，共同打造彰显集团品牌特色的教材，从而推广自己的教学理念，扩大品牌效应，争取获取更多的生源。

　　作为学校的最高层级，整合教师的教材选用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些学院的老师并不满意，觉得学校剥夺了他们教学的自由。一方面，D院长通过教务处制订相关章程，处理教材选用的流程问题，明确老师可以提出他们选用的教材，但决定权并不在授课教师，由学院成立的教材建设组负责审订，另一方面，D老师积极开展统一的教材建设，协调集团下属的学院开展教材编制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集团特色的教材，这类教材有统一的教学理念，装帧设计、定价上也考虑适合学校的层次，同时也考虑了参与编制教师的利益，在制度上保障为参与编写此类教材的老师增加绩效分数，这些举动减少了学院教师的怨言，同时极大地加强了教师参与教材编写的积极性。

　　D老师花在教材建设上的时间比较多，他始终认为教材确定了教学的基准线，是课堂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即使有教师的因素，也可以通过学生阅读教材，并且积极利用网上平台学习达到一定的效果。因此，他会让教务处专门研究教材信息的来源，搜集相关各领域的经典教材、规划教材、获奖教材，专门在教务处建立教材样本书库供教师选择，同时鼓励有优势的学科积累自己的经验，横向联合相关院校，创建自己的教材体系。集团层面也屡次在内部发信息表扬该学院的做法，同时在教材选用上强调优先选用自己集团策划的系列教材，集团认为此举不光改善了学校的教学问题，同时向外输出了品牌和价值。

　　通常，整合型选用模式呈现出以下特点：理念先行一教材与教学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有了观念的先发，才有整合的可能；自上而下，统一执行一此种模式具有上层的极大授权和支持，而往往上层的意见比较统一；需要强力者的执行一尽管有上层一致的支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与各个层级的人谈判、沟通。此种模式常常发生在各类民营院校中。

　　五、高校教材选用模式对相关出版工作的启示

　　四种不同的教材选用模式表明了高校教材选用受人、组织和信息等诸要素的影响。其中，人在教材选用中处于核心地位，教材选用是一个个体行为替代组织决策的过程。在组织行为中，人首先是组织人，受制于自己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身份标签，被组织所影响，这种组织人又与个体人的偏好、经历、信念交织在一起，结合自己不同的信息来源和信息判断，在信息流的、汇聚中产生不同的个体决策，而这样的个体决策也成为了教材选用这个组织行为的基础。四种不同的教材选用模式也充分说明院校对教材有着不同的使用需求，出版社教材出版工作必须考虑到院校的使用需求差异，充分了解其教材选用决策过程，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从战略上来说，需要将高校教材工作的外延扩大，扩展对教师服务的内涵，要真正参与到院系组织的教学活动中去，才更有生命力，即应努1力将教材出版和推广的过程转变成为学校、院系及师生提供教学服务的过程。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任何一种场景模式中的任何一本教材，最基础的仍然是教材的质量

　　积极打造教材的专业性一教材的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教材必须有清晰的层次定位、专业定位、系统定位，需要用“工匠”精神来打磨。教学是一个充满个性化的过程，“因人而异”，但教材质量必须保障学生在自学的情况下也能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学习。教材的质量必须满足“最低保障线原则”，满足出版法规对图书的最低出版要求，满足课程大纲对图书的最低出版要求，满足使用对象对图书的最低使用要求。

　　2.教材的选用是教材信息的一个传播过程

　　首先，出版机构应积极加强与学校教材管理部门的联系，成为高校在教材使用方面的“智库”。出版社千万不能“闭门造车”，主动了解学校教材的使用政策，教材的一线使用需求，积极配合学校教务部门的工作。其次，使用更接地气的多种教材出版信息传播方式，或整合经销商的资源，打造教材选用和采购的畅通平台，方便学校教材管理机构和基层院系，让适用的教材信息传递下去，也让教师对教材使用的反馈信息能传递上来。最后，信息有效传播必须依赖于品牌建设。积极打造教材的品牌一内容非常专业的教材不一定是专业领域人员迅速认可的教材，需要通过外界的“标签”“符号”让更多人在短时间认可，这就需要积极参与国家级规划教材评比以及各级各类教材的评奖，让专业性的教材成为有品牌的教材，同时通过学术会议的书展、学校的巡展等推广活动广为扩散，这样才能使专业老师易于识别和判断。

　　3.教材不单单是一种教学载体，必须着眼于提升教材的教学服务功能，真正为教师的教学服务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载体的使用效果也必然与使用教师更加相关。如何延伸教材的配套服务功能，确保教材能为使用者正确使用，基于教材需要提供给教师哪些教学增值配套服务，这是出版者开发教材必须考虑的。与此同时，服务也应该把握介入的程度和采用的手段，出版者在大宗教材推广中切忌“过线”。由于大宗教材的采购使用量大，涉及的经济风险更大，如何在保证正当竞争的情况下，“不越界不深线”，对于出版机构和高校教材选用决策机构拥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4.出版社应该谋求更多的全面社校深入合作，形成全新的合作模式

　　教材出版企业的格局不仅仅在于保证纸质图书的出版，而是更多参与高校教学工作、学科建设、课程的研发、智慧校园的拓展，从纸质出版商转为教学服务提供商，这考量着教材出版企业的胆魄和智慧。如果把教材出版从纸质扩展到新媒体融合发展，把教材建设同高校的教学建设融合起来，把教材发展同高校的科研创新融合起来，那么教育出版将在未来呈现出更多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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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出版》2017年第6期（总第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