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出版内容质量的政策保障
质量是出版产品的生命。出版产品的质量对于我国教育质量的提高、社会进步的推动和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文化产品,图书质量好坏,主要取决于其内容质量。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和印制”4项,且在图书质量上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其中任一项不合格,即定性为不合格图书。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列出了不得出版的负面清单,这是对出版内容质量的底线标准。2011年《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大力推动出版内容创新,重点抓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重点学术期刊等精品工程,组织出版更多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的精品力作。这一系列对出版内容进行规范的国家政策文件是确保出版内容质量的政策保障。
以学术出版为例,原新闻出版总署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对学术著作出版标准、书稿学术质量论证、编辑环节等均作了详细规定。要求出版单位加强学术著作选题论证,组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创新成果、出版价值等进行认真评估,积极探索实行同行匿名评议等评审办法,制定符合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编辑出版流程和考评体系,鼓励支持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同时规定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稿需具备索引、参考文献等要件,引用其他著作原文的,必须在文中标注并指明出处等,这都说明国家对学术出版内容质量的重视在不断加强。
出版内容质量保障面临新形势
随着出版行业转企改制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传统出版业空前繁荣,出版的数量和品种都在不断增加。2011年,我国出书品种达38万种,在品种数量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财政部2008年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扶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累计安排242亿元资金,支持4100多个项目。作为目前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政府基金,国家出版基金规模从2014年的4.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5.5亿元。学术出版面临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挑战和危机。
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
目前出版质量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整个出版行业追求功利的短视心理所致。个别出版社盲目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追求做大做强,只注重利润指标,不重视社会效益,忽视长远发展。而学术出版是具有长效的内容生产,不会像通常意义上的畅销书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版社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契合社会需求的真正高质量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对学术的建设有支撑作用,还能提升出版社的声誉和品牌,形成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在学术出版上,必须将社会效益摆在经济效益的前面,最终才能实现学术出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
出版质量管理重视不够
当前出版物质量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版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一是选题的论证、必要的编校环节得不到保证。为了追求利润,尽快占领市场,出版企业往往缩短生产周期,在选题质量和编校等环节把关不严。二是对策划编辑的职业化重视不够。出版人的职业化,应更强调文化修养、专业素质和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在出版企业化的今天,编辑的职业化更强调编辑的市场营销能力。编辑的职业化不应只强调技术层面的规范,还应该赋予其学科专业的素养,如教育学学术出版策划编辑在具备出版编辑规范的基础上,更应该具备教育学的专业素养和视野,才能练就敏锐的眼光,在众多的选题中挑选符合教育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的精品选题,这是提高出版内容质量的关键一环。因此,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必须抓住质量监管制度和策划编辑职业化两个关键因素。
在出版质量管理方面,科学出版社一贯秉承“三高三严”的优良传统,以“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严格”的要求保证出版质量。建立了严格的专业选题评审制度,切实落实“三审三校”制度,印前质检印后抽检制度,从制度层面为出版质量保驾护航。在编辑队伍建设中,重视专业化、职业化,从初入社的员工培训开始,树立强烈的质量意识,策划编辑与文字加工编辑分离,各司其职,实行专业化管理,从而提升出版质量。
互联网+对传统出版的挑战
2010年,在我国1000亿的数字出版收入中,真正与传统出版产业相关联的份额不足10%。传统出版业也不十分清楚数字出版的市场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整合既有的出版资源去创造市场需求。
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重点任务包括:“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趋势,综合运用多媒体表现形式,生产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和多终端的出版产品。”因此,对于传统出版行业来说,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创造新的行业生态,是适应出版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对于出版业来说,“内容为王”一直是行业核心竞争规则。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出版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平台,遵循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内容生产效率,改善内容包装方式,优化内容输出渠道,本质上仍然遵循“内容为王”的基本法则。但当下的数字出版在内容设计上没有突破传统出版的思维模式,无法适应互联网用户新的阅读和学习体验,特别是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出版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开发适合地方个性化需求的数字学习资源和平台,是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之一。
提高出版内容质量的现实路径
开拓选题市场
好的选题是确保出版内容质量的关键环节,要以好的选题打造学术精品和品牌。高校是学术生产和传播的重地,也是每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以教育学术出版为例,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来,中央财政对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的投入明显增加,为教育学术图书的出版创造了良好环境。比如,将教育学作为单列学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重点资助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目前已经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6个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2014年的研究经费由2013年的13.4亿元增至15.7亿元。因此,要尝试建立策划编辑与高校学者的定期交流和沟通机制,可以为高质量的学术出版提供稳定的选题来源。
完善质量管理制度
加大出版物质量的内部管理办法和奖惩力度。一是根据出版物的性质制定不同的出版物质量标准,学术出版要本着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制定相应的选题和评价标准。坚持学术出版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学术规范性的评价标准,是否促进了学术创新、学术交流、学术积累,是否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二是制定实施重大选题备案制、建立选题策划到编校、设计、印制等各环节的质量保障机制。可以通过聘请有关学者专家来参与决策,组建由各学术领域有学识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出版社学术出版进行管理,对出版社的年度选题、重点选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进行论证把关,出版社在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后再确定出版计划,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超前性。三是在完善质量管理制度的同时,加大对策划编辑的选题质量的奖惩力度,要着力于用制度留人,用制度培养人,打造一支具有教育专业素养的职业出版人队伍,既要有对教育学术出版的热情和责任感,关注教育学术前沿,具有对教育学术动态的敏感性和判断力,又要熟悉出版的规范和流程。这是确保出版内容质量不断提升的根本保障。
探索数字出版的新形式
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为特征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创了新的时代,信息的流动更为便捷、通畅,传统的知识传播模式和学习模式受到冲击,数字出版凭借技术优势,为读者提供即时、便捷、互动、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对传统出版尤其是长期依赖教材教辅的教育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基础教育阶段,电子化教学,如电子白板、电子书包乃至公共教育资源和服务平台等正日益推广和完善;在高等教育阶段,近年来以大规模、开放式、在线学习为特征的慕课蓬勃兴起。
因此,寻找和定位自己在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中的价值和地位,强化优质资源建设,提升内容的品质,无疑是教育学术出版在数字化过程中加强上游建设的关键一步。学术出版要不断提高资源的有机整合和深度利用,同时注重学术图书的新开发,借助国家数字出版政策优势,不断促进学术图书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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