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文汇报》刊载《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报道了复旦大学出版社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几种重要著作的出版过程以及诸多知名学者对学术著作外译的种种思考，触发了我的记忆，也使我对中国文化如何从形式上的“走出去”到实质层面的“走进去”，进而在异国文化中“落地生根”有了些新想法。

　　第一等的题目第一等的书

　　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想真正做到融入异域文化，在国外同行乃至普通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远非是简单地找一家国外出版公司、签一份出版合同那么简单，其成功的源头首要是中文原版图书必须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换句话说，中国文化能够在海外传播并产生应有影响的根源性因素，就图书出版层面讲，是中国出版人、编辑人的高水平的选题策划能力。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曾有一篇《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书》，认为优秀的学者，要有发现第一等题目的能力，所选的论题无论大小，要有足够的“笼罩力”和“辐射力”，能够引发同行的关注，这样的论题才更有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对于编辑而言，也应该有发现“第一等题目”的能力，只不过不是去写，而是去发现谁能写这个“第一等的题目”。美国编辑舒斯特说：“真正有创造力的编辑人必须成为了解专家的专家。”对于出版者而言，这种“发现的能力”不仅意味着出版者能够发现在国内出版界、知识界引领风骚的好题目，也预示着此选题极有可能引发国际出版同行和国外知识界的关注，这就为中文原版著作出版后的“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由复旦社授权Brill翻译出版的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第二卷、陈建华著《革命与形式》，此前由复旦社授权Brill推出并被誉为“中国内地学人首部在欧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以及复旦社授权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的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授权韩国ILBIT出版社三卷本韩文版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授权嶺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古思想史》导论卷《思想史的写法》、授权韩国高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樊树志著《国史概要》韩文版、授权日本青土社出版的汪涌豪著《中国游侠史》，都是因为中文原版著作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而受到海外同行的青睐。这些选题多年前在复旦出版社的策划出版，就体现了当时出版策划者非同一般的“发现能力”和对学术出版的坚守精神。事实上，近20多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合作出版完成的外译项目，无一不体现了中文原版图书原创价值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能一签合同就撒手不管

　　从某种程度上说，选题的原创性决定了图书项目在异国知识界“落地生根”的可能性，而外译项目推动过程中的“三因素-四主体”则决定了后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所谓“三因素-四主体”，是指在图书外译推进中影响外文版著作出版质量、学术影响和社会价值的三个重要方面和涉及的四个主体，即中方出版者、外方出版者以及原作者-译者。对于中方出版者而言，不能合同一签，就撒手不管，这样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对于外方出版者而言，则应该密切与中方出版者保持联系，借由中方出版者实时了解项目运作期间中文原版作品重要的文本改动，或者由中方协助打造一个更为简明且适合国外读者的新文本；原作者和译者的合作，则更是很多重要作品尤其是高水平原创性学术著作在海外产生应有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复旦社与外方合作的诸多图书，都兼顾到了这三个方面。

　　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与Brill公司系列项目的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自2008年12月合作起，到2014年8月我离开工作十年的复旦社到高校教书，近六年的时间里，为项目顺利推进，我与Brill公司来往邮件193封。期间，我们依照Brill的选题方向，为对接的编辑推荐了不少复旦版原创性学术著作，促成了复旦版《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书英文版出版项目的出版；2011年我们之间的联络和沟通频繁到了几乎每年都会在上海或北京碰面的地步，期间我们商谈了复旦版《革命与形式》（陈建华）《走出中世纪》（朱维铮）《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张乐天）《汉英大词典》（陆谷孙）等项目外译的合作事宜。

　　作者译者历经十年精慎合作

　　作者-译者，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看似隐而不彰，却最终决定着外译项目的成败。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英文版自2008年签署合作协议，到2018年最终付梓刊行，前后十年时光，不仅有中外出版社的密切联系，更有作者与译者的密切沟通。我们知道，这个英文版所依托的文本，是葛教授专门改写过的，篇幅上比中文版要小，改写中也充分注意到了英文世界读者的接受特点，可谓“量身定制”。在书籍的翻译过程中，虽然天各一方，为了保证英译本质量，十年间，作者与译者（这部著作由两位加拿大的汉学家Josephine Chiu-Duke与MichaelS.Duke翻译完成）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就具体文本的翻译进行切磋，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依照原计划，《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第一卷2014年2月出版后，英文版第二卷，原本打算在2014年年底翻译完成，2015年就推出的，但是为了保证该书的出版质量，作者与译者对英文文本精雕细琢，第二卷最终延迟至2018年才正式推出。精慎的合作，使《中国思想史》甫一推出就在欧美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诸多知名学者给予极高评价。除了成功的项目，我还记得复旦社也有“走麦城”的教训。鉴于葛兆光著《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和樊树志著《国史概要》在复旦社出版后产生的重要社会影响，我们曾计划将这两种书翻译成英文，寻找国外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合作推出英文版。为保证译稿质量，复旦社特意寻请国内知名高校英文系的著名学者担纲翻译，但最终完成的译稿，作者和出版社均很不满意。虽然先期预付了不菲的稿酬，为保证质量，复旦社还是毅然终止了这两个项目。可以说，作者和译者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中外方出版者专业、敬业的出版品格，共同打造了复旦版原创性学术著作外文版的非凡影响力。

　　相比其他形式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图书外译“走出去”的周期更长、难度更大，但是其影响力确是持久的，对于提升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更加“润物细无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出版者能够从选题源头做起，进而通过稳扎稳打不浮躁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将更多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水平的优秀原创性著作推介到海外并使之“落地生根”，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文汇网-读书周报 201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