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佩西斯·德雷尔(Persis Drell)宣布将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进行大规模资金削减，取消每年170万美元的补贴，而这将威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生存。消息传出后，校内外的大量学者和学生对这一决定进行了谴责和抵制。

　　压力之下，4月30日，教务长宣布将暂缓这一计划，承诺2020财年将继续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提供一次性资助。但她希望，出版社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财政模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未来依然充满未知数。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不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出版社。今年4月，肯塔基州通过一项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的预算，两所主要州立大学将削减多达2400万美元的经费，许多项目可能不得不终止，包括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因为它将失去所有来自州政府的补贴。

　　这些事件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对于大学出版社经营状况的讨论，学界一致对于取消大学出版社的财政补贴表示愤怒。他们为什么会对削减一家大学出版社的补贴感到愤怒？美国的大学出版社面临什么困境？

　　美国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依赖补贴

　　和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依赖来自大学的补贴。据报道，大学出版社协会的执行理事彼得·伯克利(Peter Berkery)称，约80%的大学出版社从其所附属的机构获得补贴，平均约占预算总额的15%。如果没有这笔额外的资金，出版社将不得不大幅削减业务，有些甚至可能不得不关闭。相较许多学术出版社而言，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销售额已经很高。它每年出版约130本书，在中东研究、犹太研究、商业、文学和哲学领域享有声誉，每年的图书销售额约500万美元，但它并不能完全自负盈亏，仍然需要来自大学的财政支持。

　　从2016年起，斯坦福大学每年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提供170万美元的补贴，但教务长佩西斯·德雷尔(Persis Drell)认为，斯坦福大学的捐赠基金低于去年预期，因此需缩减预算（实际上捐赠基金超过260亿美元，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排名第四），因此拒绝出版社延长补贴的申请。她认为，这笔钱用在研究生奖学金上可能更为合适。

　　德雷尔的这一决定泄露后，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数千名学者去信表示谴责，不少人表示愤怒，《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评论称为斯坦福大学感到羞耻，它“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该评论认为，预算紧缩与“无力支付”不同，在这样一所资金充裕的大学，紧缩是“一个低劣的借口”。《国家》杂志也发文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教育机构之一请求缩减预算，这显然是虚伪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所获得的补贴只占大学63亿美元年度预算的一小部分，甚至只相当于斯坦福大学的足球教练大卫·肖(David Shaw)在2015年获得的150万美元加薪。斯坦福大学教师等人发起的请愿书质疑称，斯坦福大学体育部每年的净成本有6700万美元，似乎并不能自负盈亏，那么，为什么当学校的其他机构也不能盈利时，却要选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来应用所谓的“商业模式”呢？

　　反对者认为，教务长的这一决定并不公正。在一封抗议信中，他们质疑，为什么德雷尔不与出版社以及其他教员讨论这一削减开支的决定，这显然违反了共同治理的规范。

　　此外，斯坦福大学不愿意授权出版社筹措独立于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引发了反对者的不满。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荣誉理事格兰特·巴恩斯（Grant Barnes）透露，他曾建议大力筹措资金，但遭到了拒绝，斯坦福大学的最高管理层认为出版社应该自负盈亏。

　　事实上，一些大型出版社拥有大量的独立捐赠基金，这些捐赠基金与它们所在大学的捐赠基金是分开的，如哈佛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和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此外，并非所有大学出版社都面临相似的境遇。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拥有一家成功的图书发行公司，能够为其他更学术的项目提供资金。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吸引普通读者的书。此外，一些大学出版社靠出版学术期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学术期刊反过来又为他们的图书出版提供了资金。但对于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而言，它们更多地只是出版学术书籍，也很少能发行销量巨大的学术期刊。

　　学术出版社该不该以利润为导向？

　　但反对者最为愤怒与担忧的问题在于大学出版社的盈利问题。《国家》杂志指出，学术出版物有时会盈利，但与行业出版物不同，它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的，它们不能也不应该以利润为驱动进行竞争。

　　《国家》杂志的这番评论点出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争议的核心，即大学出版社有什么意义，是否应该以追求利润为导向。从美国学界和媒体的讨论来看，他们认为大学出版社不应以商业为导向。

　　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评论《大学出版社不应该盈利》就认为，大学出版社需要补贴的根本原因是它们的目的与意义就不在于盈利。该评论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意义在于出版能够拓展人类知识的出版物，但这类对科学、艺术或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书可能只能吸引到少数专家、学者类读者。这类能够促进许多领域进步的作品应该被归类为公共产品。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图片来自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网站

　　美国大约有4200所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依靠大约140家学术出版社来确保最严格的同行评审和最专业化领域研究的发表，不少评论认为，这是大学教育使命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David Palumbo-Liu认为，大学出版社及其出版的书籍，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应受财政或政治因素的限制。如果遵循市场逻辑，出版社将只出版有利可图的书籍，研究者将只写有利可图的论文，这是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直接打击。

　　斯坦福大学终止对其出版社的资金支持，也让不少人看到人文学科受重视程度的下降。《国家》杂志的评论就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促进批判性思维的人文学科在全国各地都遭受了压力，因为大学已经将资金转向更实用、更专业的领域。该评论认为，此次事件体现了近几十年来困扰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胜利，这种逻辑将人文学科和科学研究置于企业价值观之下。而这一逻辑并不局限于美国。在过去20年里，学术研究的量化和货币化在各大洲蔓延开来。政治也在影响学术出版。譬如去年匈牙利政府对性别研究的威胁，巴西极右翼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对哲学和社会学资金的削减，贾尔·博尔索纳罗声称这些学科是所谓左翼联邦大学的根据地。

　　该评论认为，尽管斯坦福大学的决定并没有体现如此明显的意识形态，但它似乎也认同博尔索纳罗的观点，即教育必须“立即产生投资回报”。它对大学出版社补贴的取消，似乎代表着技术官僚和资本对文化和知识的胜利。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0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