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这是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衷，这就是大学出版社的“初心”。离开了“初心”，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大学出版社“一刀切”地转制为企业，今天更有要彻底从大学的母体上把出版社剥离的举动，这就背离了大学出版社建立的“初心”。

　　■可以预计，实践也证明，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除了其中小部分的出版社有可能走上“牛津模式”的发展道路，更多的社正在走的是“剑桥模式”与“哈佛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正在走专业化的道路，它们成不了“航空母舰”，而是需要在特色化、专业化、学术化和深度出版上做文章。

　　■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可以采取三种模式，根据出版社的具体情况和主办单位的意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模式推进改革。其一，可以转制为真正的文化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二，可以转变为企业管理模式的非赢利机构，公益项目和赢利项目并存；其三，转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作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发布的媒介，严格规定出版范围。

　　中国出版领域的重要方面军——大学出版，在出版改革过程中走过40个年头了，是时候去回望自己的出发点，回顾自己发展的历程，辨认自己走过的路，从而确立和校准自己前行的目标了。笔者从20年前发表第一篇关于大学出版改革的文字开始，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文字，涉及了中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主题活动的今天，绝大多数当年的经历者都将退出一线工作之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已经走过的路，特别是对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问题，以及目前要求大学出版社进行的二次改革、与大学母体彻底脱钩的举动进行一番认真的反思与探讨。

    大学出版的发展“初心”

　　中国的出版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基本上都完成了转企改制的工作，除了人民出版社和民族、盲文等比较特殊的出版单位外，几乎都转制成为了文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出版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转企改制，成为与后勤产业、校办工厂同样身份并同样需要向学校上缴利润的企业。本来在学校是除了科研、教学之外，作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与图书馆、实验中心一样承担学校教学科研支撑功能的单位就这样摇身一变，变成了企业，成了游离于学校教学科研主要功能并必须向学校上缴利润的文化企业。对于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大学出版人和出版理论界长期以来就褒贬不一，笔者以为，今天是时候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认真的探讨和反思了。

　　大学出版社是否应该转制为企业？或者说是否应该“一刀切”地全部转企？无论是从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心还是从转企之后的发展实践去看，都值得反思。大学出版社“一刀切”转企的决定，关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听说决策部门召开过有一定规模的大学出版人的座谈会进行论证，笔者作为教育部递交关于转制问题报告的九人讨论小组与报告起草的两个执笔者之一，也并没有听说有人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论证工作，而我们递交报告的核心观点，恰恰是认为对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问题应该实行“分类管理”。

　　大学出版社该不该转制为企业，首先应该追溯一下大学成立出版社的初衷，其次应该厘清大学出版社的性质、作用和在高校中的地位。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教授的“大学出版”应当走向“出版大学”的办社理念，实际上就阐明了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心。他认为，世界著名大学的出版社都注重自身的品牌经营，所以他们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外，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所以它同时又成了出版大学，这是对外层面上的含义。同时，大学出版社以大学为母体依托，最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关思潮嬗变以及学术创新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一批了解科研和教学规律、熟悉课程设置的编辑人才，不仅使其承担起理论攻坚的“深度出版”使命，也使其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和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基地，这是出版大学在对内层面上的又一种含义。由此，大学出版社就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出观念、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大学，这也是其他社会出版社无法比肩的。

　　显而易见，大学出版社姓“大学”，她植根于大学的母体，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应当而且必须为大学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相应地，应当而且必须将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自己出版的主导产品，从而确定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差别地位。100多家大学出版社，无论大小、无论成立时间先后，在它们成立之初的批复中都有对它的功能地位和出版范围的明确规定。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他为《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大学出版自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是天然地与大学之间紧密联系。因此，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笔者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大学出版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出版人，在出版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同样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认为，“大学出版社在这场改革中，绝不可以把目光仅仅定格在是否转企、改企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明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晰自己的立身之本，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确定自己的战略定位，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这是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衷，我们今天说“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大学出版社的“初心”。离开了“初心”，也就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大学出版社“一刀切”地转制为企业，今天更有要彻底从大学的母体上把出版社剥离的举动，这就背离了大学出版社建立的“初心”，大学出版社与社会上的一般出版社又有何异呢？

    简析大学出版发展路径

　　大学出版社依托的母体是人才、知识、信息密集的地方，高技术和高文化是大学出版物的主要支撑点，这一先天的优势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在特色品牌的竞争阶段，将首先从高校教材建设、知识传播到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创新的转变上开始，大学出版社的精品意识与品牌意识也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展现。

　　在发展的模式上，在国际大学出版界存在着“大而全”“百花齐放”的“牛津模式”与“少而精”“一枝独秀”的“剑桥模式”，以及走专业出版道路的“哈佛模式”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出版人认真加以思考。可以预计的是，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除了其中小部分的出版社有可能走上“牛津模式”的发展道路，更多社正在走的是“剑桥模式”与“哈佛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正在走专业化的道路，它们成不了“航空母舰”，而是需要在特色化、专业化和深度出版上做文章。

　　我一直以为，在大学出版改革深入进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进行改革的目的和要义是为了发展，改革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志也就是要看我们的大学出版是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讨论改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社所担负的职责与使命，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人自己的根；同时，我们也应该牢记大学出版社“只有高起点，才能大发展”。（《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大学出版》2008年1期）

　　综观全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但凡发展比较好的无一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忘掉自己的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以自己那学校教学科研之外“第三种势力”的身份，在出版领域努力探索、耕耘、积累而逐步创出了自己的品牌特色，北大社、清华社、人大社、外研社、北师大社、上教社、华东师大社、广西师大社等一批大学出版社已经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占有了稳固的席位。可以发现，有远见的大学出版人，在中国出版业改革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关注的首先不是一时的政绩和业绩，不为眼前的短暂效益和效应所打动，而是在发展的潜力与后劲上下工夫，这是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

　　大学出版社由于它的出身，决定了它将走一条与其他社会出版社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学出版社由其依托高等学校的特点，决定了她的发展之路是必须走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以其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由于其依托的母体各自不同的特色，树立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就成为了大学出版社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专业化、特色化到品牌的确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链，只有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而有前景的特色，由此决定了出版的专业化将是以后中国大学出版社中绝大部分社的发展之路。因为惟有在“专”字上做文章，别人才无法轻易替代你，也惟有“专”，才可能做到“精”，才可能做到“深”，出版资源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我在多个场合说过，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路径必须要做到“三定”：定向、定位、定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倡确立专业化理念的行动表现。定向就是确定方向，方向就是目标追求、职业理想，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定位，就是确定发展的规划，发展的规模，达到的高度，社有社的发展定位，编辑有编辑的发展定位；定心，就是要用心去做，潜心去做，耐得住寂寞，不断积累，不断耕耘，做出特色来。只有做到这样的“三定”，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不懈探索、精耕细作，才有可能创出自己的品牌，打造出所独有的产品群，从而稳固在某个领域里的出版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上个世纪，我们出版业也强调专业化。专业分工，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出版的秩序，避免重复出版，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希望大家能在某些领域里做深做透、做大做强的期望，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今天重提专业化，却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的重复，那是基于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出版业求生存求发展，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出于自身的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彰显自身特色的需要，是我们大学出版不忘初衷，回归本位，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发展的思路，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规模与品位、做大与做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认准自己的定位，选准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抓住当前的改革机遇，努力发展自己，走出一条真正适合大学出版发展的自己的创新之路。

    勿“一刀切”，大学社改革三模式

　　实践告诉我们，大学出版社目前面临的改革课题，无论是改企还是转制，不管怎么改，大学出版社还是姓“大学”，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大学出版社应该完成的出版工作。我们大学出版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企转制仅仅是一种求发展的手段，是在发展过程中探索的一种形式，改制也不是一改就灵，转企也不是一转就行，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以教育为立身之本的大学出版社应该不失时机，充分抓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契机，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挥我们大学出版社的重要推进作用。

　　大学出版社完成改企转制也已经十多个年头了，我们是该回过头来回顾反思一番了。出版的基本功能是选择性地记载、传播和积累全人类在从事精神创造和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各类知识与各种信息，使受众能够了解社会发展动态和科技发展进程，掌握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技能，享受艺术。体现在大学出版社身上，就是必须为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组织出版高等教育的教材和学术专著，为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服务，出版好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用书，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不是一味地为了经济利润什么书都出，大学出版人的职责与使命应该摆在首位。这就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办社宗旨。

　　从出版政策的制定者，到政策的执行者，但凡出版完全演变成赚钱的手段之时，出版的功能也就完全被异化了。所以，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完成转企改制，成为“市场主体”了，但是还是明确规定了出版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八九十年前，我们的出版先驱陆费逵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捉刀杀人还要厉害”，今天我们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企业的产品，在还没有开始进入生产环节的同时，就必须进行统一的认证工作，这是因为出版物具有的特殊作用的属性而决定的。陆费逵先生还这样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今天我们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也是这样做的；作为“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的同时，我们继续享受着政策的优惠，其中免税的“优惠”就成了相当多出版社转企的“动力”，税收优惠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是否也是在说明了出版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企业？中国的出版业是伴随使命诞生的。有出版没出版，对整个GDP没有多大的影响，九十万亿的GDP，我们占多少？也就一千亿左右。然而，出版业在文化传承、学术创新、价值传递、凝聚社会共识等诸多方面，起到了其他企业无法完成的作用。

　　大学出版应该进行改革，但是转企并非改革唯一的路。我以为，无论怎样改，大学出版的改革发展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坚持方向与促进发展的关系。我们所说的方向，首先当然是政治方向、思想导向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了大学出版社的办社方向、发展目标的问题。二是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三是正确处理面向市场与服务教育的关系。首先应该面向教育这个特定的市场，服务教育是我们大学出版社在面向市场过程中时刻不能忽视的本职工作与重大历史使命。四是正确处理出精品成果与培养优秀人才的关系。出精品成果与培养优秀人才是一种因果关系，有了优秀人才，才可能出精品成果，而精品成果一定是出于优秀人才之手。

　　在改革的思路和采取的模式上，我们应该根据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不平衡的现状，采取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试点的办法，稳步推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改革问题。当年我参与起草教育部关于大学出版社改革报告时就坚持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可以采取三种模式，根据出版社的具体情况和主办单位的意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模式推进改革。其一，可以转制为真正的文化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二，可以转变为企业管理模式的非赢利机构，公益项目和赢利项目并存；其三，转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作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发布的媒介，严格规定出版范围。

　　然而，不管如何选择，大学出版社的“初心”不能忘却，大学出版人的使命和责任永远不能忘却，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应该客观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大学出版社改制的问题，应该敢于面对现实，回顾改制走过的历程，探索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校准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即便是恢复事业单位性质，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种更高的提升。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大学出版社的转制改革就是在呈现这样一种“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中不断提升。

　　开展“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要求我们时时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不忘初心”，必须要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去审视自己的出发点，回望自己留下的脚印，认清自己脚下的路，校准自己前行的目标，在探索的前行中，去深刻认识和认真总结在探讨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规律，去直面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通过回顾与反思去认清和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坚定自己前行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出版人必须要善于思考，在实践的探索和实践的思考中形成理论，又通过理论的指导作用回到实践中去，中国出版改革4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更多的学术精品的问世，为了大学出版的“初心”，是时候对大学出版社“一刀切”的转企改制进行反思了。

　　（本文作者历任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为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9年0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