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的两本书,即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和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都和我最近的写作和学术活动有关。虽然这两本书表面上没有关联，但打通它们的主题来看却存在紧密的联系，那就是:福山从世界史演进的角度反对契约论，强调现代政治秩序不是一个偶然生存的东西，而是一直到当代不断演进的结果。胡适终生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如何能够建立起现代政治秩序。说胡适反传统实际上是错的，胡适一直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尤其在中美之间寻求中国实现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目的。当然，胡适逝世时也没能看到中国（不管是当时的大陆还是台湾）建构起他心目中的现代立宪民主制秩序。

　　今天我们看胡适传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胡适认为通过融汇古今中西可以建构现代文明，中国历史文明的积淀，使得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了创制新文明、迈入新轴心时代的可能性。

　　回过头来看福山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跟一般讨论现代政治秩序的著作有重大差异。很多人认为人民在建立国家的时候交出权力给国家去行使，由此达成契约，基于人民主权限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福山反对简单的契约论观点。他从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等现代秩序，认为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家族力量、宗教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这些偶然的因素博弈当中寻求一个安稳的政治秩序，福山在历史主义的考察中得出解读现代政治秩序三个重要的支柱：国家建设、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他发现在现代政治秩序建构方面，中国人在秦汉时期就为全世界提供了建构强大国家的典范。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论证。之前，论证政治秩序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黑格尔甚至说中国在观念史、哲学史上处于史前状态。福山一反《历史的终结》里的黑格尔主义历史观（要么历史终结，要么东方人在史前），发现中国人对现代国家的建构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中西古今之间不必太对峙，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会发现现代国家的建构不是瞬然之间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中国在秦汉时期建立的强大国家超越了家庭血缘结构，确立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国家行政机制，这其实就是今天学人考察的中国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源流关系，这两者都是要平等选拔国家的行政人员，超越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宗族关系，能够平等地用行政权力来治理国家。福山认为当时的印度、埃及、中东和欧洲都没有这个形式化结构，因此整个欧洲陷入混乱。

　　据福山考证，中国人想建立法治，但国家建构后来遭遇到法治的困境，家族复辟跟形式化国家的建构之间处于不断的循环状态，当要对国家进行法治规范的时候，法律制度总是遭遇到亲族统治的挑战（至今家族血缘关系还在影响中国的国家建设），导致法治建设落后。福山将视野扩大，考察印度，印度虽然没有法治，但兴起了强大的宗教力量，这个宗教力量使得国家权力不能肆意作为。再加上印度的种姓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印度没有能够成功实现专制，但也没有走向法治。

　　在基督教世界，通过天主教会的建构彻底打破了家庭结构，走向了法治的轨道。中东因为有伊斯兰教，建立起了一套在家庭之外的军事奴隶制度，使得国家的治理可以平等对待外来和原有的居民。但问题在于伊斯兰教制度后来实行了神权统治的时候不需要法治了，它以教会法来统治国家，只有欧洲在这个阶段法治在逐渐胜出。

　　欧洲建构现代政治秩序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其中最重要的动力是人口、财富的剧烈增长，再加上原来教会和国家的斗争，双方互相限制，更关键的是通过选举制度和人民主权的实践，落实了政治责任制。中国也有责任制，但这是道德化的责任制。而欧洲经过复杂的过程，到英国人的手里就正式把原来中东和亚洲（即中国和印度）逐渐甩到后面了。福山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发展的后发性并不是劣势，它可能有后发优势。

　　胡适当年努力在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里寻找一个有利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要素，按今天政治学界时髦的说法，就是寻求到一个最有利于治理国家的混合政制，促使国家走上现代轨道，建立起现代政治秩序。福山的考察印证了当年胡适努力的求索。胡适在美国期间非常注重去发现中国古代在社会领域、道德领域甚至政治领域里对国家进行反制、追求良性秩序的努力，而同时又发现在政体上向现代转轨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从此去努力改进。这反过来印证了福山的观点。对于人类文明探索来讲，所有重要的发现，包括政治秩序的举措、制度安排、政治理念、文化价值，不是说欧洲人特别聪明，欧洲以外的人只有去模仿。实际上，在欧洲以外重大的文明和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国家，在建构国家，即在建设法治和责任制政府方面各有贡献。但是欧洲把人家的优点都吸纳进来，这也就反过来印证了胡适当年的说法——在古今中西之间择善而从，那中国就可以建构起良好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

　　这两本书具有强烈的互补性，福山本人的身份跟胡适也有高度的一致性，福山是一个日裔美国学者，胡适一生在美国待了26年，而且又身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转型最艰难困苦的20世纪上半叶，福山考证西欧为什么后来在政治秩序建构上能够成功，这与胡适当年思考的问题类似。胡适在留学美国和出使美国期间都在思考美国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够相对比较成功，而中国始终处在建国的艰难困苦当中。胡适和福山都没有走极端，他们体会到虽然英美的国家建构令人羡慕，但是你去激活原有政治秩序中的良性因素，再结合欧美政治秩序当中一些好的做法，建立现代政治秩序也是大有希望的。

　　所以，对现代建国而言，一方面可以说不必绝对地假以外求，但也不能说我们的传统就足以解决当代的问题。在复杂、宏大和长远的历史观察当中，我们要有一种择善而从的能力，具有自我更新的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就会有重建政治秩序的能力。我们今天不是谈中国梦么，面对胡适和福山，我们可以树立起自己的自信。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2013-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