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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吗？——评科尔的《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
招富刚
2003-01-17 10:51:49  来源：  
 
　　

一.学术背景：从传统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

　谈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不能不提起它的两个鼻祖：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的科学社会学都把科学知识作黑箱处理。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海姆将知识进行二元划分：“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者即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分析的，因为它们只由内在的纯逻辑因素决定。而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社会学则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但是这里的“科学”指的是科学体制、科学规范、科学共同体等外在的内容，并没有涉及科学知识本身。这种“黑箱化”的结果使得科学知识愈加变得神圣，实验室和外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在大众眼里却是神秘莫测的。

　然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的一场运动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布鲁尔·巴恩斯等爱丁堡学派的成员率先对传统社会学发难。布鲁尔以4条原则（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反身性）的强纲领将科学社会学直接切入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他们称自己的社会学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此后，柯林斯、诺尔－塞提娜、拉图尔和伍尔加等人也揭竿而起，并且把熊熊燃烧的SSK运动之火烧到了美洲大陆上。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采取了一种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立场，他们宣称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这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批评。但是SSK的力量越来越大。在若干年以前，SSK想发表论文是很难的，因为审稿人都是默顿学派的人物。如今形势大变，SSK掌握了几乎所有学术刊物的审稿权和主编权，默顿学派的同志想发表文章非常困难，基本上没人理会。

　而作为默顿大弟子的科尔在遭遇了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化之后，对SSK会怎样看呢？科尔心情复杂地说道：“主导当今科学社会学的，是起初被叫做‘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而如今被统称为‘社会建构论’的进路。”但科尔当然不会轻易皈依SSK，他把传统社会学家们对SSK的几近疯狂的观点的不满都集中在这本书里，这就是1991年完成的《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在此书中科尔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给出了全面的批评，但在批评中又流露出一丝妥协和无奈。

　　
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从双重黑箱到寻求平衡

　科尔一开篇就说道：“科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可是科学社会学只是到本世纪60年代才成为一门专业，即使是现在它也只是少数社会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什么社会学家不像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样重视科学这种制度呢？社会学家对科学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长期形成的信念造成的，这种信念认为：科学最有趣的方面，也就是新思想和重要发现这些构成科学内容的方面，从根本上说由自然决定，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在这里科尔也认识到了科学知识被传统社会学家们“黑箱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由自然决定”。传统的科学观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科尔接着指出，在本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海姆就下结论说，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作者的社会政治状况和作品产生的相关社会背景来解释社会科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可是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却不依赖于上述这些社会变量。这里，科尔接着揭示知识社会学的“二元划分”，而这种“二元划分”明显地受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或实在论科学观的影响，正如书中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结论就好像是你看书时下一页的内容，它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却已经是事先决定了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发展方式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过程。”传统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黑箱化”是否必然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呢？笔者认为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历史必然性”，“黑箱”的结果是把科学知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科学总体中分离出来，而把这个“特殊”的部分归于内在的纯逻辑的决定因素，仿佛只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家在哲学上对其享有特权，而自然科学家的优越性便笼罩在一个人为的真空里。然而当更多更直接的进路切入对科学的多维度考察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就必然会发生。即便没有“爱丁堡学派”，也会有另外的学者站出来，采取新颖而又激进的态度，寻求说明科学知识本性的更加丰富的资源。然而众多的社会学家们，甚至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把SSK诞生的直接原因归结为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笔者认为，如果排除某种“历史必然性”，那么《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多只能算是燃起科学的社会建构研究的一根导火索，把多年“黑箱”里的矛盾激化，并没有他们所说的必然联系。

　在这里科尔指出，实证主义科学观是有误的，“‘传统的’科学观过于强调了理性”。但是某些社会建构论者又极其夸大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科学的社会建构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结果就大大贬低了自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柯林斯说：“在构造科学知识时，自然领域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于是科尔说：“一种同现有信念相左的思潮往往夸大其主张，以便同它所反对的观点区分开来。……有些建构主义者认为，自然对科学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这同样也是夸大了他们自己的主张。”所以科尔在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建构论之间寻找平衡点，以调和两者之间激烈的矛盾。科尔于是说道，“我本人的观点介于‘右翼的’社会建构论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不过相比较而言，我也许更接近建构主义者的立场。我想我在立场上属于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相对于相对主义的建构主义者）。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在实验室和实验室以外的群体中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不过这一建构多少要受到经验世界介入的影响或限制。……我并不认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能决定科学的内容，但我也不同意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影响。”在这里科尔批判性地继承了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优点，并将其发展为一个中庸的理论立场——实在论的建构主义。笔者认为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并不是科尔真正的态度，而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与策略。这种无奈的选择源于一个在传统社会学和激进社会建构论的夹缝中生存的默顿派弟子对科学社会学所作的新综合努力——反思（传统社会学），批判（SSK），继承（二者之长），综合（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新综合努力在科尔的书中处处可见。例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致性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上，科尔用与建构主义者不同的进路，得出与传统科学社会学家不同却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相一致的结论。科尔这种区别与综合的战略显然是非常巧妙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学中融入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在社会建构论者掌握了话语霸权的今天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立足点。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科尔无奈而又矛盾的处境。

　所以科尔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很长时间以来，科学社会学领域一直存在着两大分歧：一个是“默顿学派”或“北美学派”，由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组成；另一个则是SSK，大多数由欧洲的社会建构论者组成。并且他希望，“我的这部著作能有助于相对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家和非相对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家之间的握手言和”。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科尔在寻求自然与社会——实证主义科学观与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平衡所作的非一般的努力。

（《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美）史蒂芬·科尔著，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1.5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3.1.15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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