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曼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施塔姆（以下简称奥·曼）是俄国白银时代阿克梅诗派的最重要代表，也被视为二十世纪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本文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

    在奥·曼的早期生活阶段与他相伴的是哪些书籍，这就更难说清了。一九一九年在基辅，他是带着弗洛连斯基的书（《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的。看来，最令他惊叹的是那本书中关于怀疑的篇章，因为他关于怀疑不止一次说过同样的话，不过并未说明出处。他在上中学时肯定读过赫尔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也曾成为他的交谈者，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诗人的索洛维约夫显然让奥·曼感觉更为亲近，这种亲近程

　　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从未在文章中提及索洛维约夫，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文章大都写于苏维埃时期，原是打算送去发表的，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发表关于索洛维约夫的言论，除非是对索洛维约夫的声讨和辱骂。不过，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决定性影响之痕迹在奥·曼这里却随处可见，如索洛维约夫版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展开争论的方式方法、对话体、许多固定概念，甚至一些个别字眼。比如，奥·曼在献给别雷的诗中所使用的“人、时间和印象的柱石”，就会让人想到索洛维约夫哲学文集中曾出现过的“思想的柱石”的说法。奥·曼非常推崇索洛维约夫。我们曾在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的一家名叫“乌兹科耶”的疗养院小住，这家疗养院从前是特鲁别茨科伊家的庄园，索洛维约夫当年就是在此去世的，让奥·曼感到惊讶的是，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曾经工作并最终病逝的那间深蓝色的书房里，那些苏联学者居然还能无动于衷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写着小文章，看着报纸，听着广播。我当时对索洛维约夫一无所知，他于是颇为嫌弃地冲我说道：“你也是个野蛮人，和他们一个样……”这群教授让奥·曼觉得，他们正在野蛮地侵犯俄国文化的圣地。他在这些地方很少与他们交谈，显得离群索居。一次，一些研究哲学和文艺学的女子到博尔舍沃来找他，要求他朗诵诗作，并对奥·曼说：“您是我们的诗人……”他却回答她们说：要搞清楚，如果他的诗歌存在，就不会存在她们的学术，反之亦然，因此，爱好和平的杂食性格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奥·曼会随时道出这样的反常话语，或在编辑部，或在演讲时（自然总是不公开的演讲），或在私下的交谈中，这便派生出许多传闻，说奥·曼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其实，他只不过有点偏执而已。奥·曼的偏执足够十个作家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并不是凭票供应的……奥·曼尤其无法忍受我们那些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叛徒……”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当局已经学会“提高”那些有用者的“生活水平”，并且不允许在这一方面有任何“平均主义”。层次的划分变得十分醒目，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艰难获取的安乐生活。人们尤其看重这一点，因为革命初期那残酷的贫穷刚刚过去，没有任何人愿意去重复那样的体验，于是，一个拥有“信封”（据说斯大林会给他赏识的人发放装有现钞的信封）、别墅和汽车的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很晚才意识到这种安乐生活的虚幻性，在大恐怖时期人们才恍然大悟，一切都可以在一瞬之间被剥夺，无需任何理由……而在此时，这些得到恩宠的人还在竭尽全力地完成需要他们完成的一切事情。大恐怖的独特之处便在于，所有人都被缚住了手脚，没有人能动一动指头。

　　但是，如今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过知识分子能坚守其独立性的时刻呢？这样的时刻似乎有过，但早在革命前便出现松散和分化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关心其独立性，因为有过一个投降和价值重估的过程。或许，如今正在进行一场新的价值确立运动，各种价值观在盲目、缓慢、艰难地积累。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能否坚守这些价值，并在我们即将面临的考验中捍卫这些价值。

　　本文摘自《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文学纪念碑），[俄]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刘文飞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58.00元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