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学者谈“南开史学家论丛” - 专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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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学者谈“南开史学家论丛”

2003-04-10 09:00:16 来源：

　编者按　南开大学是国内史学重镇之一。几十年来，荟萃了一大批史学名家，吸引了无数年轻学子。不久前，中华书局推出一套“南开史学家论丛”，共8册，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精心组织的该系8位著名老学者的论文集。这里发表何兹全等8位学者对这套丛书的简短评论，读者定能从中感受到南开史学的非凡风采。

郑天挺师的为人和学问
——读《及时学人谈丛》

　毅生（郑天挺）先生是我的老师。1931—1935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毅生先生是北大史学系的教授。当时，明清史课由孟森先生讲授，所以我和毅生先生接触不多。1938年，我跟随陶希圣先生在重庆工作。他离渝后，我陷入半失业状态。幸得毅生先生和傅斯年（孟真）先生推荐，我取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协助，每月160元。这在当时已是不少的收入。1950年我回国前，我的恩兄何仙（思源）先生曾给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郑先生写信，讨论我回国后参加学习的问题。解放初回国参加工作，都是要先参加学习的。他这样作，也有希望我能去北大工作的意思。回国后，我和郑先生的联系就多起来。特别是1958年，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后，郑先生和翦伯赞先生负责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我分担古代部分第二册战国秦汉资料的收集。在编辑过程中常向郑先生请示、汇报。这段时间是我和郑先生接触最多的时候，也是我对郑先生了解最多的时候。郑先生对人诚恳、亲切、谦虚、谨慎，真是大家、长者风范。

　郑先生是明清史专家。就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开史学家论丛”郑天挺卷所收明清史论文来说，即可看出他对明清史功力的深厚和见识的高明。

　在我看来，界定一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有两个标准：一是学术见解的创始性；一是突破性。任你写多少本书、多少篇文章，如果都是人云亦云，还不如一篇有创始性、突破性、有真知灼见的文章。郑师的文章，都是在创始性、突破性方面有贡献的文章。譬如，他关于满族早期历史发展的几篇文章，不提辩证法而有辩证的观点，不提唯物史观而有唯物史观的观点，这让我特别赞佩。（何兹全）

　　
自成体系的史学大师
——《伯伦史学集》读后

　雷海宗字伯伦，是20世纪中叶驰名中外的史学大师，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自成体系著称。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曾选修雷先生讲授的三门课程，听聆教诲，受益良多。可惜，雷师于1962年不幸辞世。他的著述多为论文，散载于当时的报刊，现在已难寻觅。所幸者，雷师晚年的弟子王敦书把雷师的重要史学著述编成《伯伦史学集》一书，作为“南开史学家论丛”之一种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确实为后学了解雷海宗先生的生平与治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伯伦史学集》的特点可概括为广、专、精三个字，它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雷先生博大精深的治学特色。

　广，既指本书的内容在写作时间上包括了雷师生前发表的从第一篇到最末一篇等重要的学术论文；更指雷师在研究领域上探讨了中外历史、史学理论、宇宙人生观、哲学宗教、家庭社会、经济商贸、政治外交、军队战争、农业历法、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和多种层次；也指在表达形式上收集了论文、讲义、书评、讲话乃至以英语撰写的史作。

　专，本书虽范围广泛，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几乎无所不包，但有专门的主题，始终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集中展示雷师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他的中国文化形态史观和中国通史体系。例如集中所收《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国与世界》等基本上反映了雷师的治学特色。

　精，本书选编了雷师著述中的学术精品，有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能突出地体现他的学术观点、史学思想、创新精神和文化修养，至今仍具学术价值，富有启发意义，引人深思。有些篇章如《中国通史选读纲要》和《世界上古史讲义选录》，从未正式出版，今收入集内，殊为宝贵。（齐世荣）

　　
元史大家杨志玖
——读《陋室文存》

　杨志玖教授是享誉国内外史坛的著名学者。他的论文集《陋室文存》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蒙元史是杨先生用力最勤、成绩最大的领域，而他对马可孛罗的研究又最为人所称道。众所周知，马可孛罗其人与事，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众说纷纭，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难题。早在1941年，杨先生便以元《经世大典·站赤》中的记载为据，肯定马可孛罗到过中国。他的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杨先生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讨论。1979年以后，他又接连发表论文，就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如马可孛罗是否懂汉语，是否做过扬州总管，马可孛罗游记的版本等）提出自己的看法。杨先生的蒙元史研究还有两个重点，一是探马赤军，二是回回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探马赤军是元代军制史的一大难点，其名称、组成、地位与作用都存在难解之谜。杨先生对此一论、再论乃至三论，将讨论推向深入。回回人在元代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杨先生对元代回回人的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继陈垣先生、白寿彝先生之后在这个领域中贡献最大的学者。其中如《元代的吉普赛人——罗哩回回》一文，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吉普赛人早期活动的可靠信息，无论对民族史研究还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发现。

　杨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注意史学的普及问题。他先后发表了不少读史札记，这些作品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杨先生很重视这类作品，认为这“实在是一件大费时间和精力的工程，但解决了不少历史问题”。（陈高华）

　　
探寻中国文化之根
——读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

　绎读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的论文集《古史集林》，使人获益非浅。王玉哲先生去年刚度过他的九十华诞，中国先秦史学会为此特别在南开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确实，王先生已经将他的全部精力倾注于古史即先秦史的探索研究，他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他的精神博得人们衷心的景仰。《古史集林》的出版，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他锲而不舍的前进历程。

　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先秦”一词，本义是指秦代以前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沿用既久，就泛指远古以至商周。这是中国文明由萌生以至形成的时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后段，中国久远的传统社会于之奠基，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各种典籍也于之出现。因此，任何人想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能不从先秦着手。

　近代学术史上一些标志性的进展，常与先秦的研究相关。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以他本人对商周的研究为基础的，从而奠立了古史的“新证”之学。随后，郭沫若先生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拓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史的新路。王玉哲先生的工作，正是承续了他们的统绪，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和学说。

　我在五十年代开始读到王先生的文章，颇受启迪。“文革”以后，我有幸在南开兼职授课，便有了许多机会向王先生请教，并逐渐了解他对南开历史学科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不仅组织建立了博物馆专业，即今天的博物馆系，而且通过多年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古史和文博方面的人才。王先生撰作和主编的古史书籍很多，但《古史集林》可视为他的成就的缩影。在此，希望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读者都能细读。（李学勤）

　　
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奠基人
——评杨生茂教授的《探径集》

　捧读杨生茂教授的近著《探径集》，仿佛故友重逢，备感亲切。生茂长我一岁，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学问上都是我的兄长。我们虽不常见，但相知至深。我们幼时都在私塾读四书五经，受封建教育；成年后先后都在燕京大学就学，继而留洋，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解放后接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教育。可见我们长期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共同语言良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在大学讲授世界近代史，他攻美国史，我攻法国史。1960—1962年我们共同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史部分》，特别难忘的是1961年夏在“杨师令”领导下，我们一起在长春通稿七个月；1961—1962年又在中央党校脱产修稿，日夕相处，为琢为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生茂为人忠厚朴实，谦谦君子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但在原则问题上一丝不苟，正气凛然。在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中，他在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称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收入《探径集》的有关美国史的论文体现了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之娴熟自然，恰到好处；还有几篇评论美国历史学家和史学史的论文则具有强烈的批判和时代精神。他对我国美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尤为可贵的是，他晚年撰写的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短文颇具真知灼见。他承认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但反对相对主义；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但反对客观主义。他重材料，重比较，重对话，“不让主观随意摆布”。对于外国文化，他既不赞成全盘接受，也反对固步自封，而提倡“分析筛选，鉴别吸收”。他主张弘扬本国文化，以丰富提升世界文化。这些经验之谈对于一切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都是金科玉律，至理名言。（张芝联）

　　
资料会通见识
——读杨翼骧先生《学忍堂文集》

　杨翼骧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他的《学忍堂文集》（“南开史学家论丛”之一）一书共收录他的论文25篇，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这些论文以及杨先生的其他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著，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杨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学术遗产将永远嘉惠后学。

　《学忍堂文集》收录的四篇“史学编年”涉及到先秦、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历史时期。作“史学编年”是极为烦难的研究工作。要做好这件事情，必须有三个环节：一是广泛阅读，积累资料；二是善于采撷史料，即在积累的资料中选择那些有意义的部分加以利用；三是精于考证，如年代不明、记载抵牾、前人所记讹误等，通过考订、辨析后载入“编年”，并作简要按语。概而言之，这是博览、善择、考证三位一体的功夫。杨先生作“史学编年”，是前人不曾做过的事情，显示出他在治学上的勇气和深厚的功力。

　《学忍堂文集》所收十几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论集中反映了作者探索中国史学史发展路径的旨趣。从这些专论和上述几篇“史学编年”中不难看出，杨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不仅在资料爬梳上有突出的贡献，而且在“会通”考察上也极具匠心。作者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从文字产生、甲骨文记事和早期史官讲起；论司马迁，从“材料的收集”、“实地的考察”、“亲身访问”，讲到“专心锐志完成著作”；论近代史学，从“思想的前驱”，讲到新史学的建立、发展和“倒退倾向”的出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涉及到自梁启超至翦伯赞等一大批史学家，并对他们作了评价。这些文章读来使人颇受启发。（瞿林东）

　　
勤奋深思博学
——读来新夏先生《三学集》

　来新夏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几年前，我读他的《北洋军阀史》，敬佩他的功力深厚，取材丰富。后来知道，他撰写此书自青年时代积累材料起，长期寝馈其中，三次成书，屡加修订，厚积薄发，才能有此研究成果。

　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在同辈学者中鲜有匹比。他的文集取名为《三学集》，自称“包括我一生致力于学术的三个方面，即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一位学者在这三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已非寻常，而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他常写散文、杂文，曾出版文集《冷眼热心》、《一苇争流》等，颇多精品，享誉文坛。他还写过戏剧《火烧望海楼》，涉猎文史两界，均有卓越成就。他的文章纵论古今，意境清新，文笔优美，具有学者的书卷气。

　专与博是治学中的一对矛盾，一般学者难得兼有，而来新夏先生是一位既专又博的学者。他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虽有家学渊源、名师授业等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个人的努力。他治学勤奋，锲而不舍。你看他在辅仁大学攻读四年，每年以全班第一名获“勤”字奖章并奖学金；你看他二十五岁以前即潜心阅读，博览群书，先读前四史和两唐书，后读其他正史，今世青年中谁能通读全史；你看他在受审查下放劳动的日子里，还孜孜不倦地修订《林则徐年谱》，以排遣闷愁；你看他年近花甲才落实政策，迎来一生中的辉煌时期，兢兢业业，奋笔著述，终于写下了许多精品佳作。由此可见，是勤奋推动来新夏先生不断前进，是勤奋使得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三学集》就是来新夏先生勤奋研究的见证和勤奋治学的成果。他的勤奋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也值得后人学习。（戴逸）

　　
求真致用以史为鉴
——读魏宏运教授《锲斋文录》

　魏宏运教授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论文，择其精要，围绕五个方面的主题，编为《锲斋文录》，作为“南开史学家论丛”之一种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读完这部文稿，我觉得魏先生的史学研究，在学术风格上有三个极为鲜明的特色：一是求真求实的态度；二是关注现实的态度；三是辩证分析的态度。

　读《锲斋文录》，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治学准则。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作者既对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华北区域史”的研究领域，又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以及国统区的社会状况，写作了《南京保卫战述论》、《台儿庄战役述论》等一批文章，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读《锲斋文录》，可以看出作者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倾注着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如《南京沦陷时期日军在宁沪杭之间的暴行》一文无异于对日本某些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政要不断散布美化侵略谬论的直接回击，《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则有力地澄清了有人散布的辛亥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荒唐观点。这种旗帜鲜明而又坚持说理的文章，读来令人神往。

　读《锲斋文录》，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始终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如对学术界颇有争议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作者的分析就颇为中肯，充分显示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李文海）

来源：光明日报2003.4.10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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