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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大发明及其外传的通史性专著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述评
郝诗仙
2003-05-07 10:24:12  来源：  
 
　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围绕四大发明发明权的归属，国际学术界和一些国家时有争执。国人的研究，在单一的发明类型或分散的具体问题上多有所出新，如冯家昇先生对火药的研究、王振铎先生对指南针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并无针对四大发明综合、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偶有以介绍和宣传为主旨的小册子，也往往泛泛而言，不在此列。而且，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多说并行，和许多重要结论缺乏足够的证据，既不利于以学术对话的方式回应质疑，更是表明了深入研究的迫切。比如，我们说四大发明的外传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多是举证培根等西方学者的几条经典语录，但如果我们不能描绘出实实在在的外传路径，就无法在学理上做出论证。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只能依赖于在学术研究上出成绩。只有在技术史上阐明源流，并对相关器物和工艺流程进行技术复原，并做出准确的时间考订，发明权的问题才有着落：只有揭示外传史实，证实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影响才有说服力。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便是这样一部对四大发明进行综合、系统和深入研究的力作。作者潘吉星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史家，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巴黎)的通讯院士，他近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研究，在四大发明技术史和外传研究方面用力尤勤，是造纸和印刷技术史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在火药技术史研究方面有专著《中国火箭技术史稿》问世，在指南针技术史研究方面问学于王振铎先生，也下过专门的功夫。该书以百万字的篇幅专题研究四大发明及其外传，集萃了作者近50年朝暮于斯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当下当之无愧的杰作。

　技术史层面的正本清源是解决发明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该书基于近30年间的考古发掘资料，通过考察出土文物和考证中外文献，系统研究四大发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同时，探讨四大发明所依据的科学原理、工艺制造，对相关器物做新的技术复原研究，系统并有说服力地证实了中国古代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历史事实。以造纸为例，作者从纸的定义入手，通过字源学分析、原理探讨和广征众家之说，提出了纸的科学概念，在此基础上得出“造纸与制造莎草片、树皮毡、贝叶、羊皮板、简牍以及缣帛等有根本不同”的结论，从而理清了因概念混淆而造成的“在造纸起源上的种种误解”。继而根据文献考据和对实物证据的化学及电子显微学分析论定“造纸术起源于西汉”，并对造纸工序和工具做了符合科学原理的技术复原。对于长期流传的蔡伦造纸说，作者从技术史出发，既指出纸“是秦汉之季先民寻找替代帛简的新型书写材料的技术探索过程中产生的”，又客观分析历史记载，充分肯定了蔡伦“纸的改良者”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作者并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综合考察技术发明的出现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时代文化需求诸多方面的条件，对纸发明于中国西汉的必然性和不可能发明于欧洲或埃及、中美洲或印度做了深入论证。这样，便从学理上完成了纸作为古代中国一大发明的阐述。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作者做了同样的论说。

　作为一部研究四大发明技术源流的学术著作，该书的贡献远不止于对发明权问题的透彻论证，作者对四大发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史上一系列疑难问题的解决，将四大发明技术史研究在整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对于古今书画家用作主要书写工具的宣纸，作者从技术上理清了澄心堂纸一宣德纸一泾县宣纸之间“清晰可查的遗传基因传递关系”，宣纸“成功的秘诀在于吸取了江西明官局造宣德纸中精工细作的优点，简化其不计工本的繁杂工序，对浙江、徽州皮纸技术作了改进”。这样，宣纸在技术源流上就不再是孤立的出现。金属活字的出现，过去通常定在明代，作者通过实物考证追溯到北宋，将时间提前了四百年。作者对突火枪、火箭、火炮的技术复原，从根本上解答了研究者对这几种火器运用于实战的疑问。在指南针部分，作者本着求索真理的理念，对前辈学者王振铎先生复原的司南做了新的技术复原，使其更加贴近文献记载的本意和科学原理。同时，作者还根据对出土的实物证据的考察，纠正了由王振铎先生提出，李约瑟先生因袭的罗盘起源于国外的观点。类似的研究结论，书中尚有许多，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新见迭出的著述。

　外传研究是该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作者遍征中外文献，并证之以实物证据，系统描述了在东西方各国传播的历史。研究四大发明外传的著作，著名的有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冯家昇的《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以及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斟酌前贤成果并加以推新，于西传之外，细致描述了四大发明在东方各国的传播，这样，人们对于四大发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便有了全面的认识。书中首次给出了火药和指南针的外传路径图，虽然某些具体外传环节尚待参详，但草创之功，不可埋没。

　有相对清晰的外传路径作前提，四大发明影响世界文明发展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纸张、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功用出发，征引史实，详细阐述了四大发明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等的广泛影响。以印刷术为例，印刷技术代替手工抄写，既避免了抄写过程中的“鲁鱼帝虎”之误，又加快了复制速度，极大地便利了思想、知识和信息向社会各个角落的流通：在中国，促进了唐以后教育规模的扩大、儒学思想的发展、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文史的空前繁荣：在西方，印刷术加快了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播速度，促进了中世纪的教育大发展和知识世俗化，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因而催生科学革命，继而引起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促进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印刷术影响东西方考试制度：在东方，科举取士制度不断完善，在西方，则有文官制度的逐步形成。印钞和税契的使用更是深刻影响着中外经济发展。有了这样落在实处的论述，我们对四大发明的世界影响就有了全面透彻的了解。

　总之，该书体大思精，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入研究之后的驾轻就熟。在此之前，尚没有一部像这样系统研究四大发明及其外传的通史性专著。当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四大发明的研究当然还需要继续下去，该书的研究也远未穷尽全部话题，但以研究该领域需要涉及的知识面和材料而言，仅征引文献所涉及的语言，就有梵文、阿拉伯文、日文、韩(朝)文、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十余种，新成就的取得既势在必得又洵非易事。潘吉星先生留给后继者的，无疑是一座需要努力攀越的山峰。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定价：98．00元)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3.4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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