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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赛先生落脚的地方——“中国科学圣地丛书”总序

王一方

2004-01-06 15:43:00 来源：

　在科学的词典里，一不主张对人对事的过分神化与痴迷，二则崇尚先锋地带，厚今薄古，惟“新”是举。因此，在赛先生的园地里追拾“昨日”的脚印，是一件不被看好与看重的差使。持这种想法与看法的人大多于内心谨守一个朴素的“常识”：即科学是一座高耸云天的知识大厦，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它的构成都是由丰富的知识“砖石”垒砌而成，只要站在知识的“前沿”或“顶层”上不断勤奋地发现，不断刻意地创新，就能领风骚，执牛耳。
　其实不尽然。
　知识大厦的建构只是科学活动的一个方面，一种结果，而不是它的全部。科学首先是“人”的学问，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身心操练，是一群有创造欲望的人们所向往或亲历的智力生活，是一条长长的，忽明忽暗的，充满着精神爬涉苦与乐的历史隧道。因此，早年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被觉悟了的士大夫们称之为“赛先生”，与“德先生”相对应，成为社会改良的两件“利器”。大众理解起来也不那么生硬，它不仅仅内容“有用”（造坚船利炮）、“有理”（析万物之理），而且过程还是那么“有根”（通古今之变）、“有情”（挥洒生命激情）兼“有趣”（充满过程乐趣），于“科学”的真谛来说，这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理解和心灵的逼近，多少年来我有一个“偏见”，以为“赛先生”不能完全等同于“科学”，前者更为明晰地表白自己是一系列可以遥感到历史“体温”和先驱者魅力光环的学与术。
　从这个意义上讲，跳出纯粹知识论的视野来观察与理解科学活动与使命，不是一场学术“颠覆”，而是一次人文升华，它由此赋予科学人一份生命感的体验与职业感的养成。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中国科学圣地丛书”讲述的就是百年科技演进历程中科学人文魅力的积淀与光大。我细揣其策划初衷，大概也扣得上这些“别样的调门”吧。
　令人感佩的是河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实心做事，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史的三路精英拟就文稿，分别是“紫金山天文台”、“协和医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史传。既具“史”的洞见，又有“传”的神韵。相对于各种正史体裁与腔调（如通史、专科史，断代史），它是一个“另类”。
　文本多聚焦于某一个近代科学机构的起承转合，场景小，人物众，事件杂，“小切口”做“大手术”。描摹的是科学活动的过程与细节，还夹带各种情感与情愫，譬如三机构草创期的人迹与事迹，述说得十分翔实与生动——项目何以立，经费何以筹，楼台何以垒，骨干何以选？桩桩件件有情有境，可考可凭。与其说是科学生活史的记录，还不如说是社会生活史的写照。小题大做，虽小犹大。近年较为推崇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径路，成熟一些的专题与专著有“杜亚泉与民国初年的科学传播”、“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等等。它们不同于各类正史的恢弘与庄严，这些书的谋篇与行文鲜有标签式的分析与结论，却充满着疑问与迷惘，不时用基于史实的历史“徘徊论”（或称“钟摆律”）来消解缘于观念预设的历史“进化论”。
　十几年前，曾经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新鞋子与旧鞋子”，大概是劝戒人们过日子节俭，也许还有提醒人们珍惜传统的意思，歌词中写道：“旧鞋子还没有穿破之前，就不要把新鞋子套上。”其实，在现实生活与历史转型的选择中，人们是不会珍惜什么“旧鞋子”的，总以为它附在脚上只会走老路，惟有换上新鞋子才会踏新途。这也是历史“进化论”的核心观点。不过，史实中常常会有“反例”的出现。这套书中就有一些。
　譬如，老协和早年与老清华社会学系联办的“社会服务部”及其后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老协和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乡村平民保健，不仅是中国社会医学探索与实践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系统改善民生困境的一次伟大实验。我们今天未必比先辈们想得更深，做得更好。因此，流行于正史述说中的“乐观主义”倾向理应受到质疑，解读历史，迷惘比盲目清醒更本真，怀疑比结论占有更可贵。因为历史的启思意义就在于它总是处于不断地“质疑—解释—理解”的游走之中，而不是轻率地接受某些“标签史家”与“标签史学”批发出来的现成结论。
　中国近代思想的百年激荡，留下一段“转身”与“徘徊”的历史剪影，社会与时代的“转型”，催生着知识分子的两次“蜕变”，第一次是由“士大夫”经由“德先生”、“赛先生”的引领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基本提升在于系统掌握世界前沿科学知识，同时坚守、倡导公民社会的理性与良知。第二次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即由“专门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改变那种长年龟宿于学术隧道深处枯燥开掘的单调生活，经常爬上井沿去自由呼吸，去仰望星空，去左右顾盼，去关注、参与公共事务。
　这两次“转身”本质上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容与徘徊”，第一次是在传统的人文“画布”上绘上科学的“风景”，第二次是在科学的“风景”上增加新人文的“景深”。不仅丰富了科学的素养，同时完成了“传统人文”向“新人文”的精神递进。
　眼前的这套丛书为中国近代这一段“转身”与“徘徊”的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鲜活的案例。张孝骞、蔡希陶、高鲁，都是有说服力的典型。他们个人的奋斗史、成功史就是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群体“求索”的缩影，也许今天的人们更愿意将“求索”视为向上、向前的奋斗，但是，在古人那里，讲究的是上下求索，在前辈那里，实行的是左右徘徊。看来，科学的道路不仅不平坦，而且是盘旋的栈道。　　

　（“中国科学圣地丛书”第一辑包括《紫金山天文台史》、《协和医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三种，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12－31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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