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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权力·利益·道义·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国际思想大师译丛”

薛熙

2004-02-06 10:47:39 来源：

　2003年对中国人来说很不平凡，中国民众以个体形式关注国际事务，是难得的高涨和深入。国家主席胡锦涛“新年贺词”的标题也直指“世界”——《创造世界和平繁荣的美好明天》。看来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将国际事务纳入自身的年度任务之中。要真正地创造世界和平繁荣的美好明天，就得研究世界的和平问题和繁荣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这年出版的“国际思想大师译丛”（4册），也算是适逢其时。国际关系学从1939年以来，逐渐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这得力于一批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知识精英。美国教授肯尼思·W·汤普森，从这批人物中挑选出18位学术领军人物，冠以“国际思想大师”（准确一点是“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出版《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和世界危机》（1980），将他们分别置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四大领域：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论，分析和探讨他们的研究方法、教育背景、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对公共政策的贡献及对未来的远见卓识。为了追溯他们的思想渊源，教授还撰写《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简明扼要地评述从柏拉图到19世纪末的总共16位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着重阐述这些思想家对当代国际理论和国际事务的重要性。1999年，两位欧洲学者组织编著了《未来国际思想大师》，批判性地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活跃的12位理论家。这三册书串起来，就构成一部以主要学术人物为阐述单位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史”，为读者完整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便门径。另一册是汤普森教授出版的《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1996），描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较早的三个流派——芝加哥学派、耶鲁－普林斯顿学派和哈佛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国际思想大师》评述了国际关系学第一代学者。这些学者主要着力于对国际关系各种原则的发现和确立。《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评述了国际关系学第二代学者。他们对各种原则与各种现实的具体组合进行各种范式的再分析。本文的议论也就主要围绕《国际思想大师》一书展开。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无非两种。一种是从某一国家或地区国家体系出发的国际关系理论，即作为一国外交政策之背景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主流。一种是向世界政治理论和世界法治理论转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主要包括转型目标的确定（组织、制度和法律）、转型过程的设想和保持良性转型的可能等内容。这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都要求对国际社会的诸种关系及其变动的实际状况，有相当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但前者更现实主义一点，后者更理想主义一点，不过两者常常纠缠在一起或者说有所纠缠。权力政治、利益政治、道义政治和法制政治这四者在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两者上的不同组合，成为各种学说的基本结构。
　首先来看第一种。如果说人们在许多学科中常常谈论起“西方中心主义”，那么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要谈论的可能是“美国中心主义”。国际关系学惯于用4次“大辩论”来讲述自己的历史沿革：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辩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现实主义、相互依赖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论；20世纪80年代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对抗。笔者认为要理解这四场辩论，除了要注意学科发展自身的逻辑，还必须要理解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条主线和三个时期。一条主线就是美国从“孤立主义”成为“世界警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三个时期。沃尔特·李普曼（1899－1974）在《孤立与结盟》（1952）中就指出：美国外交政策走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孤立阶段”延续到二战开始。这一阶段里，美国势力跨越北美大陆，扩展到菲律宾和太平洋诸岛。在第二阶段——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阶段中，美国被赋予建设新的国际联合的责任。
　笔者认为，“美国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自身身份转化与世界历史环境之间互动的一个反映。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不断地被卷入这种互动中，或者帮助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环境，或者追求世界新秩序的道义，协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与世界历史环境的关系。这种互动不断地给国际关系学界提出问题。
　比如作为第一场的发生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在欧洲并不严重；只有美国才有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上的理想主义时期。美英学者都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没有受到权力政治现实的打击，是因为其国家在地理上远离欧洲，而且英国海军代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在沿大西洋航线。经过三个世纪，英国与大陆欧洲已经接受权力政治的现实，而美国人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鼓舞人心的领导下，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依然乐见其成。
　因此，乔治·F·凯南在《美国外交：1900－1950》中就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20世纪前半期美国外交政策失误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要探讨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把二战的发生归之于这种理想主义的软弱无力，从而无法制约德国纳粹的发展。英国人E·H·卡尔在《二十年危机》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致力于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诊断和批判。“他发现，其病根在于，其拥护者试图将19世纪自由理性主义的思想原则从同质的国内社会条件下延续到当今异质和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中来。国联以及其他集体安全尝试就是企图把特定民族国家内相对成功的原则和制度转变为国际事务当中普遍适用的原则。这些尝试背后的思想基础，是相信国家间利益自动协调，这种信条起源于19世纪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权力与利益，两者仍处于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中心……国际政治中不存在解决冲突的客观而公正的道义或法律标准。”
　卡尔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在民族国家主权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卡尔确立了权力与利益这两个中心。这些后来都成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美籍德裔学者汉斯·J·摩根索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坚定：“权力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基础，而且是国际稳定与和睦的工具。利益不仅是外交政策的准则，而且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既有相互冲突也有融汇聚合。”因此，《国际思想大师》所设置的第二个问题领域“欧美的权力与政治”，主要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两战之间的教训的一个反映。
　由此可见，美国当年的威尔逊总统没有好好研究国际关系，良好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帮了德国纳粹的大忙，至少美英学者是这样认为的。
　在笔者看来，在《国际思想大师》一书中，美国国家利益自身的发展与美国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的互动，决定着20世纪国际格局的各种内部边界。研究国家利益所趋之边界与国家实力（权力）所至之边界的关系，是美国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中心议题。凡是在这上面具有洞察力的学者，往往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结果的预言家。这在第三个问题领域“冷战冲突分析”中表现尤为突出。李普曼由此提出了笔者认为可以称为“外交铁律”的原则：“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其目标与权力的均衡，使其意图与手段相当、其权力与意图相若，使其承诺关联着资源、其资源满足其承诺，这条指导原则若被疏忽，根本就不可能去考虑外交了。”李普曼凭借这条铁律预测美国外交政策的命运，常常能不幸而言中。
　还有一种理论，就是向世界政治理论和世界法治理论转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主要表现为《国际思想大师》所设置的第四个问题领域“世界秩序理论”和《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中许多学者所做出的理论努力。这条理论之路需要学者更多的耐心、意志和道德情怀。他们重视正在出现的世界性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政治和世界法治发现规则和积累规则。他们培植国际共同体的道义原则和法律规则。他们在现实主义的时代，不可能成为道德至上主义和法制至上主义，他们只是着力于现实中的各种可能。“昆西·赖特热切希望弄明白的是，现存的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新的结构和规则在实践中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为什么某些组织在国际政治中比另一些更经常地被利用。”赖特要从制度和组织的变迁中，为国际关系发现有生命力的新制度和新组织。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比利时法学家查理·德维舍，在《国际公法的理论与现实》“前言”中声明，其目的在于“通过找回国际法赖以建立的价值，并通过联系生活现实为国际法松绑，使之摆脱某些以科学或统一方法的名义使国际法与其社会功能隔绝的体系化禁锢，从而增进国际法的权威性。”
　这种努力显然无法具备主权国家的权力政治。他们只能通过被主权国家认可的某些国际行为体来实现这种努力。这种努力随时被主权国家的政治所摧毁，比如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就撇开了多少人为之努力的联合国及宪章。正因为如此，约翰·H·赫茨开始是一位坚定的法治理想主义者，最终却成了一位感到绝望和苦闷至极的浪漫主义者，死死地信守着雷内·迪布瓦的格言：“趋势并非命运。”

摘自：《光明书评》2004－01－0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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