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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贾逸冰(清华大学历史系)

2004-06-25 14:35:00 来源：

　在作者看来，这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拳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复杂的历史，亟待修正。

　庚子年(1900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春夏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更在于此时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手造就的东南互保和本书所研究的勤王运动。所谓的勤王运动，是指以康梁师徒为首的保皇会、以唐才常领衔的自立军和以汪康年为代表的江浙士绅以勤王为号召，以兴民政为目标所进行
的反清廷活动。在桑兵先生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与半个世纪之前另外一场同样被称作“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二十世纪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非“民不聊生”的产物，而带有强烈的士大大造反的色彩，反政府的主导力量并非“民”而是“士”。而究其所源，正是在己亥庚子年间由勤王运动拉开了“士变”中国的帷幕。戊戌庚子之间，中国政治正进入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领域的变迁到此时在政治层面掀起轩然大波，其间时事虽一晃而过，余波所及，却成就今后几十年之潮流，无怪乎陈寅恪曾在1932年说，“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从1898年到1900年，就接连发生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拳变、东南互保、勤王运动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即使在动荡的近代历史上也显得极不寻常。
　在中国传统政治框架内，士大夫阶层、官僚集团和皇权的关系总是互相制约的。皇权必须承担各种责任，不能一味地为所欲为，否则士绅们将不得不在君民社稷之间做出抉择。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大员们虽然不像士大夫阶层那样具有民重君轻的传统，也不会随意结交江湖，但在中央政府一意孤行之时也不会袖手旁观，常常会阳奉阴违，别生局面。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百日维新期间告诫中央政府“勿涉急遽”，反对康有为主导的激进变革，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又抵制中央政府的复旧和排外，针对中央政府要求停办各项新政事业的指令据理力争。再如1900年春夏之交，中央政府决意利用义和团对抗诸国势力，这一利用“怪力乱神”的决策受到绝大
多数士人的诟病，进一步加剧了士绅阶层对中央政府屡战屡败的不满，增强了“朝廷不可恃”的印象。与此同时，八国同时入侵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又使得各派相同之处凸现，分歧之点渐消，遂有士大夫联合“勤王”之举。
　康梁师徒为了掩饰保皇会勤王政略的失败，宣称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乃是保皇会的主力，但是经作者考证，1900年轰动一时的自立军起义并非保皇会战略布局的中心，而只是两广战略的分支。勤王运动应包括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浙江士绅的江淮密谋和汉口自立军等三个层面。三股势力都以改变国中萎靡不振的局面为己任，
在政见上、组织上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行动中也互通声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功名在身的人来说，虽然政治立场殊异，变革目标有别，但都希望中央政府能认清国际大势，顺应改革潮流，除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推翻现政府的激进立场。但是戊戌政变之后，政府内保守集团不仅大肆复古排外，而且为泄一己之私欲不惜将民族拖人灭亡边缘，即陈三立所谓“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之境地。于是士绅们不得不在朝廷忠诚与国家兴亡之间做出选择——不再以清议之类的“体制内”方式进行抗议，寄希望于政府的自改革，而是联络海内绅士和海外华侨，伺机大举，采取非常手段以挽救危亡。
　士绅们的活动大多具有民间和民主色彩浓厚、行动方式不拘一格、组织上兼收并蓄等特征。但庚子勤王之事毕竟是书生动武，参与者均是一时俊杰，既事出隐秘，则大都心机重重难于揣测。公私档案大量使用隐语暗码，再加上参与诸人或当时不敢记录，或事后进行文字处理，放大或缩小本人活动的意义，个人史料也是极难
解读，不仅像康有为这样有“倒填日期”的“前科”的人伪饰甚多，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此一时期的文电出版时也有所删节。再加上政局诡谲，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能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上增加自身分量无所不用其极，事后则纷纷矢口否认。如康有为为了让自己求助日、英等国势力的活动蒙上一层正统色彩，不惜将光绪帝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速出外国求救”，梁启超则为借兵列强辩护说：“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如此极端行事之后，就不得不极力掩饰歪曲，甚至销毁证据，以免为政敌所利用。治其他历史事件随处可见的直接证据在此处少之又少，谣言传闻之类倒是甚嚣尘上。以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为例，虽然此会得到了各派的支持赞同，颇具声势，但是对于国会成立这样的重大事件，《申报》竟无一字记载，当事人出于各自目的也是众说纷纭，直到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辑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得孙宝塇日记中相关部分，才稍见眉目，而待到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忘山庐日记》、
《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等资料的出版，才使得有关人事布局逐渐浮出水面，进一步研究才得以展开。
　本书所述之事，此前通史著述中往往阙而不论，而专讲义和团运动的来龙去脉、功绩教训。即使略微提到一二，亦只是用外部的观念系统重新解释固有材料，将其纳入“保皇”和“革命”对立的二元化历史叙述内，笼统书写成“从变法到革命”的过渡事件。在对具体人事的论述上，先将身处其中的士人分别贴上维新派或革命派的标签，再以此为起点于既成观念框架内填充史料，编织史实，大处以革命派为鹄，小处以康梁师徒之是非为是非。事件本身固有的逻辑荡然无存。故桑兵先生明言：“看得到”即发现史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在作者看来，这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拳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复杂的历史，亟待修正。在本书的写作上，作者不断将新近出版的文献与既有史料对读，逐步勾勒史实轮
廓，先后撰写十余篇论文，并在此基础上随时修订自己的观点，积十余年苦功方作一收束。另外本书还吸收了学术界近年来新近取得的研究成果，如陈建华关于革命话语的研究和廖梅对于中国议会成立时间的考证等，于近年来史学之进步亦可略见一二。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桑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87．00元）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4－06－04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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