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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华中师大社《中国学术流变》书后

作者：王培军

2004-07-19 16:58:26 来源：

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开头，说到文学史上传统与新变的关系时，曾作过颇为简明扼要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文学的传统，就是经过较长时期没有根本变化的文学风气；传统有惰性不肯变化，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其随时而变，因此规律和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传统愈悠久就愈有惰性，而变的需要也就愈加迫切，于是两者不再能相安无事，旧传统和新风气终致破裂而破坏。我认为这一论述是辩证深刻的，而且不仅适用于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适合学术思想史的描述。

撇开中国的现代学术不论，把中国学术史时限定在先秦至晚清，那么这一段包含了大传统的学术史，其中就有许多具体的传统与嬗变现象，用得着上面这个理论来考察和描述。明确地说来，这些传统与嬗变的矛盾运动，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主要脉络。以前的学者对此曾有过不少切当具体的论述。例如晚清、民国之际，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诸家论学，提撕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变迁之大势，就对后来的学人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阐述学术流变的名言法语，还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大笔勾勒，与现代学术所要求的工笔细描尚有距离，现代学者必须去作有计划的地毯式的整体研究。不用说，在这种整体研究实施之前，必不可少地要阅读以前学者的意见。前人已经有过的许多精辟的论述，大多是零星地散在各家的著作里，所以很有必要来做一个资料汇编，以作为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的必备参考。

冯天瑜教授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史有年，自然是有资格来作此种资料汇编的恰当人选。而且，他不以史学家而耻支离事业，肯花费多年时间和精力来做此事，说明其眼光与精神都是不同时流的。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里，曾非常推重史料汇编的编纂，说“在现代，实在各种学问，都当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需为尤急”；以为“善用这种体例的，亦可以成为著作”云云。冯天瑜教授于此义自然深有所会。他在本书的前言里说：“近几十年来，各类学术古籍整理出版甚多，经过编辑的哲学史、史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资料书也纷纷涌现，其功德无量，但尚未得见一部历代学者论述学术流变的结集。”所以，大约十几年前，他就因为有鉴于此，而约同邓建华、彭池二君，旁搜远绍古今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文献，加以编次汇辑勒为一编，名曰《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这本书当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1000册。这个印数显然不能满足学界之需，出版后十年间时有学人来索要此书，所以现在又增加后来之续得的材料，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二册增订出版。

这部书在编纂上具见心思，体例义法有值得称道之处，秩序结构的安排也严整妥帖。全书共分为九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学术综论”；以下八个部分，为中国学术史的八个阶段的分论，即先秦学术、秦汉学术、魏晋南北朝学术、隋唐五代学术、宋元学术、明代学术、清代学术、民国学术等。这种区分，我想一定寓有编者的学术史的别致见解，例如从《清代学术概论》以来，宋元明三朝只算得一个学术时代，编者在这里却有意把它们劈成两截。而在每一部分之中，先辑录有关此一时代学术风貌之论述，接着是辑录较为具体的学术个案的文字，再然后是此一时代有代表性的大学者的生平行述，等等。有影响的不同的学术见解，在这里差不多已很丰富地搜罗汇集，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加以比较参考。比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是篇有影响的文章，这部书的第二部分“先秦学术”节录了其主要论说。胡适认为，诸子之学并非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是出于王官经过演变而来，他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都是“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就在胡适这篇文章的前面，编者同时节录了梁启超《淮南子要略书后》，略云：“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异同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接下来提出质疑云：“果著书专为救时之敝，然则诸书之出，略同一时代，则亦同一敝而已，而流派各异，何以称焉？”最后则掉笔加以批评：“淮南善于谈玄，妙于辞令，至于籀学与论古，未为至也。”按胡文作于1917年，同年刊于《太平洋》杂志，后又附载于《中国哲学史大纲》，1921年复收入《胡适文存》。梁文则作于1926年。把上面两段议论对比参看，不难意会梁文的议论受到胡适之说的影响，同时看出梁文实际已隐含驳斥胡说的意思，所以一方面于淮南之说作了些许承认，一方面却将“籀学”、“论古”认作其短处而表示否定。这一节无疑透漏了现代学术史上梁胡二家在学术思想上的彼此异同和影响。

从上面这个例子自不难看出此书的学术价值。大致读过此书之后，就知道其选录的范围确实够广，上自《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始，下至当代学人如张舜徽、谢国桢、容肇祖，海外则至美国艾恺、法国谢和耐等等，都差不多已经搜集网罗、兼包并蓄了。所以，像上面这样的材料，在书中可说是俯拾皆是，足资读者的参稽阅读和阐幽发微。不过我仔细翻阅几遍之后，发现书中也还有遗珠之憾，以及偶尔取舍不当之处。随手举几个例子作为说明。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一文，是论列清儒学术的名作之一，意义不在章太炎《清儒》等文之下，不知编者何故将其舍弃不收。又论述刘师培的生平学术，钱玄同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实际上要比陈钟凡《行述》写得好，亦不知编者何以舍此而取彼。至于像《徐霞客游记》，编者只摘录了介绍性质的“前言”，显然也是有塞责随便之嫌的。这些都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而最要紧的是，论述学术史具见真识卓见的吕思勉，在这里不知竟何以一字未登。吕思勉《史籍选文评述》里，有一篇论到朱陆之学的异同，把二家思想提纲契领地作了区别，我以为是近人论学的上乘文字，编者的置若罔闻是有些不应该的。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4-07-19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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