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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校长与复旦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李登辉传》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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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校长与复旦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李登辉传》
许美德
2005-06-10 16:56:51  来源：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对复旦大学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我得以了解李登辉校长。1905至1947年的42年，李登辉与复旦患难与共，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1913至1936年间更是直接领导复旦，为“复旦精神”的形成，贡献良多。近读钱益民新著《李登辉传》，该书是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写成，引领读者走进李登辉的内心世界，走进他缔造的复旦大学，走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我在原先的基础上，对李登辉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
　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所经历的相比，中国的大学已经取得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今天中国的大学，更需要有远见的校长。所以，出版这本传记在今天的中国显得特别有意义。前几年，我对朱九思教授进行了专访。朱教授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交谈中发现一个令我感兴趣的现象，朱教授从民国时期杰出的大学校长身上深获教益，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浙大校长竺可桢，清华校长梅贻琦等。而其他一些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例如潘懋元，也曾写到在大学管理方面可以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那里吸取的重要教训。但是，朱九思和潘懋元都没有提到李登辉和他领导的复旦大学。我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李登辉及其高等教育理念知之甚少。《李登辉传》恰恰填补了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空白。
　1917年至二十年代中期，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这在现代中国知识界几乎家喻户晓。可人们却很少知道，与李登辉一样，蔡元培同样曾受到马相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学者和教育家的教导。尽管蔡元培没有仿效马相伯的宗教奉献，但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追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的经历，却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蔡元培在1929年领导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ica Sinica）之后，实现了马相伯想筹建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即脱胎于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francaise）的“函夏考文院”Chineseacademyofsciences）的设想。1904年李登辉回到上海，结识马相伯，并被马相伯选为新创建的复旦公学教务长。随后，李登辉于1913年出任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也十分欣赏李登辉委身基督教，欣赏他在耶鲁攻读希腊和拉丁语经典，以及他广博的哲学和心理学知识。李登辉出任复旦校长后，把19世纪晚期别具一格且极富影响力的耶鲁模式引入中国。这恐怕是马相伯所始料不及的。
　中国的教会学校由西方的传教士创建，具有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特殊使命。然而，复旦却是一所爱国的私立高等学校，创建伊始，即在中国人的领导之下。虽然马李两人在课程设置、大学在社会上的作用等问题上观点不一，但两人一致主张宗教离开课堂。李登辉深受他留美经历的影响，而马相伯的经验则来自欧洲，这一点可以从蔡元培领导北大的例子中看出。于是，北大和复旦的早期历史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一所为中国和欧洲思想融合的现代大学，而另一所为中国和美国精神交融的现代大学。北大和复旦同样是具有高度爱国热忱的学府，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一北一南领导了五四运动。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北大和复旦却截然不同。北大是公立大学，复旦是私立大学。北大强调文理基础学科，复旦则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上海社会而使课程带有实用倾向。北大坚持从政府取得完全独立，复旦则把政府官员吸收进教师队伍和董事会中。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学已经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且积极有效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上述角度的比较，对我们仍然是颇有启发的。西方世界的大学是欧洲历史的产物。19世纪西方的大学，形成了法国、德国、英国等多种不同模式。传到美国后，它们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包括欧洲的大学在内。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去探究中国的知识和哲学传统与塑造欧美大学的文化模式相互协调的特殊方式，是饶有兴趣的课题。
　《李登辉传》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来认识上述问题。该书使人深入了解李登辉和王宠惠在1915－1919年携手合作、共同缔造复旦的历程。王宠惠是李登辉的校友，一位杰出的法学家，1903年毕业于耶鲁。从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复旦留下了耶鲁的深刻烙印；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中，国立大学和教会学校的一批优秀学子和教员因参加运动被所在学校驱除，为复旦的爱国精神和更为务实的作风所吸引，转入复旦，从而大大加强了复旦的实力；可以看到，李登辉是如何培养、指导他的学生，鼓励他们到美国的名牌大学留学，学成后回国报效母校，担任教职或学校领导；还可以看到，李登辉是如何组织校董会，在筹措资金和其他诸多方面得到董事们的帮助。这些管理方式更接近美国，而不像欧洲的大学。
　终其一生，李登辉与复旦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因此，这本传记不仅可以作为讲述复旦历史和探讨复旦精神的书来阅读，也可以看作一个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却一生淡泊的人物传记。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他不幸的家庭遭遇，四个孩子全部夭折，妻子英年早逝。他把对家人的爱，全部转移到他的学生身上，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支持他们出国深造，并指导他们将来的职业。其中最动人的故事是李登辉对孙寒冰的关爱。孙寒冰是李登辉的高足，留学哈佛大学，专攻政治学。1940年，孙寒冰在北碚被日机炸死。当远在上海的李登辉听到这个噩耗，他表现出一个远远超出老师而更像是慈父的关怀，为孙寒冰留下的年迈的母亲、新寡的妻子和四个幼子筹集颐养基金。
　该书还使人得以了解李登辉的基督教信仰。李登辉为自己设定了极其严格的道德标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道德重整运动”影响下，他的宗教信仰更加虔诚，宗教的力量给他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在严酷的环境下，当看到自己亲手建设的心爱的复旦校园被日军占领，他在租界克服重重阻力，为那些无法去北碚的学生建立分校，使他们免受失学之苦。作为一个基督徒，李登辉不是教条说教或直接布道，而是以身作则来表达自己对基督的信仰。在二十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中，他写下一些思想深邃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娴熟地反击了“非基督教运动”。
　李登辉经历的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他赋予自己一生以深刻的意义。在读这本传记时，我发现自己常常被这位学者的生活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为书中细致、生动的叙述所折服；为作者多角度剖析李登辉和那个时代，向他致敬。相信读者也能感受到作者为理解那个时代，为理解李登辉的一生所作出的努力。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5－06－03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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