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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写在《红学档案》前面 武大社 - 精品书摘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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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写在《红学档案》前面 武大社
陈文新
2007-06-20 16:51:28  来源： 武大出版网2007年6月15日 
 
 （一）

 “红学”一词的最早提出，乃源自戏言。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又，均耀《慈竹居零墨》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它，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经”的繁体字为“經”，少一横三曲即为“红”。）朱昌鼎提出“红学”一词，当然也是一句戏言，但是否为了“欺饰世俗”，值得怀疑。在朱昌鼎的心目中，《红楼梦》的地位不亚于经史。他“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可见他对自己的“不务正业”并无讳饰，反而经常夸饰于人。他将研红等同于治经，含有抬高《红楼梦》地位的意味。虽然小说在当时的地位不高，但有些出色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将小说方经比史者，自明代便已有之。《红楼梦》的出现，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征服了大批的读者。晚清的文人，以红学“相矜”，说明了《红楼梦》不可遮掩的光芒，在当时就已经闪现出来。

 将红学与经学并称，是颇值得玩味的。经的含义是“经典”。当时的经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内容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经学的研究方法，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探寻“微言大义”，等等，同样可以移植到文学经典的研究之中。经典的产生，需要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而且，其含义也不是固定、单一的。汉儒、宋儒、明儒、清儒，对儒家经典都有新的阐发。《红楼梦》在清代中晚期虽然已经风行，但真正成为经典，还有待时日。

 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儒家经典的光辉相对失色，而《红楼梦》等“说部”文学，开始当之无愧地跨入了经典的行列。“红学”，当初的这一句戏言，竟成为现实。

 对《红楼梦》的阐释，最早开拓出新天地的是“索隐派”。索隐派被称为“旧红学”，“旧”，是指它在方法上不科学，但它毕竟挂上了“红学”二字，表明从索隐派开始，红学便正式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功不可没。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赋予《红楼梦》以“排满”、“民族大义”等革命意义的内涵，这在当时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也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是读者参与再创作的过程。蔡元培站在思想家、革命家的高度，对《红楼梦》的创造性阐释，使得《石头记索隐》有着不同于一般索隐派的品格。尽管在蔡元培之前，索隐派早已存在，直到今天，索隐派依然绵延未绝，但是，绝大多数索隐派著作都满足于趣味性，缺乏真正有思想价值的再创造。同时，包括蔡元培在内，所有的索隐家们都不承认索隐出来的内容是自己的再创作，而把这些再创作的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就给旁人留下了批评的口实。这或许是因为“红学家”的桂冠，远比当一名普通的作者更具有诱惑力吧。

 新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胡适的本意并不在于开创“新红学”，而是借考证《红楼梦》等章回小说来倡导他的治学理念。对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胡适看得并不高。在20世纪60年代，胡适给苏雪林的信中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他在给高阳的信中又说：“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受胡适的影响，“新红学”与作者、版本考证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埋下了轻视文学价值研究的隐患。

 新红学掀起了一场红学革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了《红楼梦》研究的主流。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考证之外，红学就别无其他的发展空间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较早从美学和哲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一部著作。王国维在该书的《余论》中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出版时，新红学尚未产生。这里的“考证”，主要是就索隐派而言，也包含着对自传说的批评。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红楼梦》是文艺（即他所谓“美术”）作品，而非历史。“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这句话，实际上是对考证的范围作出了界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红楼梦》的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中，鲁迅还对《红楼梦》的多重意义阐释空间做了形象的说明：“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已经接触到了阐释学、接受美学的原理。可惜，尽管这句话经常被人们挂在口头，但是至今还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从阐释学、接受美学角度给种种解读甚至“误读”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重要性，而是就事论事，停留在问题的表象阶段，因而，“流言家”的流言照旧满天飞。

 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都是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代表性著作。虽然他们也被称为“红学家”，但是其身份却有点含混。张天翼的作家身份、王昆仑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似乎更被认可。他们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红楼梦》所做出的贡献，由于缺少考证而显得不那么“专业”。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更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湮没无闻。

 和这些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著作相比，胡适研究《红楼梦》的“科学”的方法，显得更为光彩照人，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真正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考证派在《红楼梦》研究中独领风骚。

 新红学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俞平伯。他的研究体现出了对新红学的认真反思。其代表作《红楼梦辨》（后修订为《红楼梦简论》）虽然也是以考证为主，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而不是科学或史学。

 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发起的批俞、批胡运动，对新红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考证派的“科学”风头被迫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重新受到了重视，并因而拓展出一个新的阐释空间。不过，这个阐释空间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试图从革命之外的另一个角度，对文本加以阐释，结果受到了批判。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表面批判胡适，实际上他是胡适衣钵的忠实继承者。学术观点、考证结果可能不一致，但是治学路子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把《红楼梦》作为历史文献来研究。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认识不足。周汝昌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高度推崇，但是他对从文艺角度研究《红楼梦》持轻视态度，并极度憎恶后四十回，力主所谓探佚研究。从胡适开始的考证派的缺陷，被周汝昌继承下来，并衍生出一种嫁接在自传说上的新的索隐。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直到现在，这三十年间，可以说是红学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反思的时代。一方面，以“科学”著称的新红学，由于文物造伪等暴露出其“不科学”的一面，动摇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另一方面，新的文艺理论、学术观念不断涌现，如叙事学、文化研究等，使得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不再局限于感悟式的批评，也有了科学的支撑。同时，索隐派借用了考证派的研究成果，披上科学的外衣卷土重来。矛盾的焦点，似乎指向了以考证派为代表的新红学。

 早在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便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两篇文章，向新红学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周汝昌的《什么是红学》（1982）、《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1995）等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余文的回应。考证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不能把红学的前景仅仅寄托在考证上面。考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角度，可以用来研究一切文学作品；同样，研究一切文学作品的方法，也都可以用来研究《红楼梦》。周汝昌提出红学有“四大分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而把文学研究摒弃于红学之外，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考证固然是基础，但归根结底，文本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如果说考证是地基的话，文本就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厦。欣赏一座大厦的建筑艺术，不一定非要从研究它的地基入手。

 （二）

 近三十年来，对“红学”这一概念本身以及红学史的反思，一直是红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一类的论著不少，如刘梦溪曾引起较大争议的《红学三十年》，以及他后来的专著《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的红学史稿》；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胡邦炜的《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孙玉明的《红学：1954》；欧阳健等编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陈维昭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红学通史》，等等。上述红学史著作，或者高屋建瓴，或者鞭辟入里，或者独抒己见，各有特色。但是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和判断，容易受主观性的制约，有的还存在着门户之见的影响。

 近几年来，各种“红学”选本或者旧籍新刊的涌现，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经粗略统计，仅2004、2005两年间，出版的各类红学书籍，就达数百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籍新刊，既包括民国时期的红学著作，也包括近年来各家各派的观点。这些“红学”选本如果能够将客观性与编写者的主观见解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出一部既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能够帮助读者廓清红学迷雾，又具备真实可信的资料价值，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给读者留下充分思考空间的红学史著作，则无论对于红学研究者而言，还是对那些对红学知之不多的一般《红楼梦》读者而言，都将是一件大好事。由郭皓政主编的《红学档案》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与其他红学史著作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眼光独到。

 这是就该书的选材而言。《红学档案》一书，由三大部分内容组成：对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的评介；“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这三部分内容相互补充，为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部直观、全面、生动的红学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一部分，精选了十六篇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对其加以评介。红学史上有影响的论著不少，如何选择，颇能见出编者的学术眼光。

 《红学档案》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对评论派成就的介绍和展现。众所周知，“红学”三派，包括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其中，索隐派每每以离奇的观点吸引读者的注意，考证派则在与索隐派的争鸣中树立起自己“名门正派”的地位，而评论派的门前则显得相对冷落。其实，自红学诞生之日起，评论派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有新的进展。鲁迅从文学史角度对《红楼梦》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涉及了阐释学理论，对之前和之后的错综复杂的红学现象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论断，王国维对《红楼梦》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分析，张天翼、王昆仑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李辰冬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整体考察，都有很高的成就。李希凡、蓝翎从社会学角度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研究，可视为评论派对考证派的一次反拨，但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何其芳对“宝黛爱情”的肯定，是评论派内部的自我修正。胡明从“局外人”的角度，写了《红学四十年》，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红学”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其中有不少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陈文新对贾宝玉的谱系归属，有助于加深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注意到上述成就，并对其加以评介，成为《红学档案》的一个突出的闪光点。

 其二，提纲挈领。

 这主要是就该书第一部分，以“选本”加“评介”的形式，对红学史所作的回顾而言。红学迄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留下的文献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亦不为过。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篇幅内概览红学史的发展面貌，编者势必要有所取舍。对于索隐派，该书仅选取了蔡元培的代表作品加以评介。蔡元培的索隐，虽然被胡适讥讽为“猜笨谜”，但其思想性、革命性，比起后来的以猎奇为目的的索隐来，仍高明许多。在蔡元培之前和其后，索隐派的身影都不时闪现。《红学档案》一书收入了郭豫适和张庆善的两篇文章，对索隐派和新索隐派的产生发展做了大体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

 考证派一直是新红学的主流，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包括冯其庸先生，都是考证大家。胡适的考证，注重方法的示范，对中国现代学术特别是红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冯其庸的《我与〈红楼梦〉》一文，是作者对自己红学研究历程的概括。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名誉会长，冯先生不仅在考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力提倡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学档案》一书通过对他们的红学成就和代表作品加以评介，可以使读者对考证派的方法和成就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

 除了对红学三派成就的展示外，《红学档案》还收入了几篇红学史方面的文章。郭豫适的《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胡明的《红学四十年》都可视为是从不同角度对红学发展历史所作的反思。郭豫适先生的文章侧重于辨别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新红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新红学，我们现在还处于“猜笨谜”的阶段。《红学四十年》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未来，认为红学应向人学的方向发展，以此实现突破。张庆善的《〈刘心武“红学”之疑〉序》针对时下的热点问题，提出了重视“学术规范”的要求，这对于红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其三，完整全面。

 这主要是就《红学档案》一书对近三十年来红学现状的反映而言。该书“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以及“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两部分内容，可视为对第一部分的补充。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版的红学论著，学界已做过不少整理工作，如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收有1987年底之前出版的红学书目提要，“附录”部分还有张庆善先生编写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1630~1988）。此外，还有一粟《红楼梦书录》、《红楼梦资料汇编》；阿英《红楼梦书录》；那宗训《红楼梦研究书目（初稿）》、《红楼梦研究书目（续编）》、《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宋隆发《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1987年之后的红学著作，尚未见有人完整系统地加以整理。事实上，这是一项十分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起，红学研究日渐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红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近几年的红学作品出版热就是一个明证。走进书店，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红学类图书，摆满了整个书架。这对《红楼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固然是可喜的，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红学图书市场的繁荣，不能单从数量上着眼，还得看内容和质量。通过对近几年图书市场的巡礼，我们发现，“旧籍新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近年来出版的红学书籍按照传统的“红学三派”或其他标准加以分类统计，从中归纳出红学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其次，近年来，各种自我标榜的新“见解”层出不穷（如《红楼解梦》系列、《太极红楼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秘，等等），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到底取得了多大进展？《红学档案》一书的“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部分，以简明、实用、全面、可靠为宗旨，尽可能地将1987年以来出版的红学专著囊括于一卷之中，其中，既有大陆版的图书，也有港台版的图书。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许的。它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茫茫“红海”中航行的指南针，同时也是对近几年“红学热”持续升温的反思。

 其四，直观生动。

 《红学档案》一书有着鲜明的学术立场，但编纂者们不是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尽可能地让材料说话，让事实说话。这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书采用编年的形式，努力将近三十年红学发展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其中，有些时间跨度较长的事件，如“曹雪芹祖籍之争”等，没有按年份分割，而是集中加以介绍，以便读者了解事件全貌。对红学发展史不太了解的读者，相信会对这一部分内容比较感兴趣。专门的红学研究者们，也不妨读一读这部分内容。近三十年的红学史，是在不断反思中蓬勃发展的历史，是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历史，是奇谈怪论不断出笼的历史。成绩固然是主要的，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忽视。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掩卷沉思，令人感慨良多。

 （三）

 以上是笔者由《红学档案》一书引发的感思。红学的世界虽然喧嚣拥挤，但是依然有着很大的开拓空间。《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首先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学经典。经典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文学价值，更在于它对后世的影响。因此，深入开掘《红楼梦》文本的内涵，考察《红楼梦》的传播史、接受史，应该成为“红学”的新的增长点。红学如果仅仅囿于作家生平和版本考证，就会陷入窘境，同时会形成一个怪圈：一方面，考证派追在索隐的后面打假；另一方面，索隐派又借助于考证派的成果，不断推出新的奇谈怪论。《红楼梦》研究的深化，不能靠制造轰动效应，追求表面的热闹红火；而应该抱着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一方面着眼于文本自身，向深处开掘；另一方面着眼于经典的现代传播和接受，向广处拓展。例如，对于索隐派，就可以将其纳入传播史、接受史的范畴加以考察。又如，《红楼梦》对现代文学艺术包括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影视剧制作、戏剧、绘画等《红楼梦》题材的文艺创作，都可以纳入红学研究的范围。这样做，并不是把红学当成一个筐，什么都随意往里装，而是着眼于经典的产生、延续。惟有如此，红学才有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

 来源：武大出版网2007年6月15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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