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在回头再看20世纪后期那场纷攘乱杂的中西文论之大碰撞大论争，好象已有点“尘埃虽未落尽，至少波澜不兴”的感觉了。也就是说，虽然早在与西方文论正面接触伊始,中国文论即已出现文化断层、言说失语的焦虑，并经历了强行移植西方文论之痛，但是，人们也终于发现复归中国文论经典实是一剂疗救良药了。不过，也许是心太急或别的什么原因，中国文论研究似乎有点过分注目于“说什么”的问题，而这又直接影响了对“怎么说”的关注。显然，李建中先生《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的重心，正放在这“怎么说”之上，其最独出的标的，就是要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为立基之地，重读中国文论经典。

 从老庄孔孟，到《史记》《文心》，乃至司空图、慧能、李贽、金圣叹、王国维……纵横上下，包举广博，李先生的视野十分宏阔，他融合三教文化进行考量，出之于辞采流丽的铺展，真让人对中国文论竟然有如此缤纷夺目的景象有始料不及之感。以《文心雕龙》为例，这部中国古代文论最著名的著作实在是有太多切入口可讲，做考证，解文字，串章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李先生将整整一讲《等观三界》分给此书，却是从远处绕起，首先开讲“南朝四百八十寺”，先给大家垫一个南朝佛教的底子；接着析奇梦，讲故事，结合刘勰的生平经历厘分出他的佛、文、儒三个世界；相承而下，方是讲解《文心雕龙》的儒道释合一。儒道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存在是很鲜明的，奇怪的是，书中却几乎没有佛家的词汇，只是在《论说》篇中有一个词“般若”，即梵语中“智慧”之意，而用在这里并非在谈佛教教义，只是在谈到论说文体时举例举到佛学文章才用到这个词，丝毫不能说明他有佛教思想。按理说，刘勰长于寺庙、逝于寺庙，所生活的时代又正值佛教兴盛，不可能不受佛教影响，可是确实又在全书中找不到佛教词汇来证明他受到了佛教影响。这就成为了学界交讼纷纭的焦点，至今仍无法取得共识。李先生从内在分析入手，虽然只有两点，但是再联系到他前面所讲的种种铺垫，就很有说服力：首先，《文心雕龙》的“体大精深”、“自成体系”空前绝后，它有一丝不乱的系统和结构，相比于其他更习惯于“零金碎玉”般结构的中国文论家，只有深具佛学修养的刘勰，才能从无论是分析理论还是构建系统都十分讲究完整清晰以及层次感的佛教那里得到这种思维素质。其次，佛教喜欢带数，比如“三宝”、“四谛”、“十二因缘”等，而《文心雕龙》讨论每一个问题也喜欢带数，有的是单层，有的是多层，比如《体性》篇中的“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一个数字，一个动词或名词，然后引出一个范畴，接着又用第二层乃至更多层分别解析前面的范畴。可见他的话语方式也受到了佛教影响。经过李先生这样的讲论，《文心雕龙》不再受累于其至高的声名而只会让人敬畏，反而可以以其丰厚的内蕴引发人们一探究竟的兴趣。

 再如对《二十四诗品》的解说。李先生为之也安排了整整一讲《诗眼画境》，这一讲的各个小节的标题很有意思：“总结唐家一代诗”，“传神写照在阿堵”，“异哉象罔得玄珠”，它们也确实很适合自己所对应的那些内容。郭绍虞先生在《诗品集解》中曾说：“盖其人（司空图）既脱离尘俗，如半天之朱霞，云中之白鹤，故能心空笔脱如是也。”司空图以道家之“自然”、“疏野”和禅宗之“冲淡”、“飘逸”的思致笔意写出《二十四诗品》，其中的世界真是美得太清灵，太令人捉摸不定而偏又牵萦人心。像《冲淡》的句子：“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再如《含蓄》中所说：“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这些读来都让人心折不已。对于神韵超绝的《二十四诗品》，李先生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他甚至于说“如果我没有讲清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完全读懂”。李先生虽然自谦如此，实际上他在这一讲的步步提揭却很花心思，从“诗性文论”这一关键点紧紧抓住了《二十四诗品》的最重要特征，前后流脉，左右采之，让醉心于其美文妙句的读者，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读后颇有“原来如此”的收获。

 所谓“借石攻玉，依经立论”，如果说中国这些灿若繁星的文论经典其实有若磐石，层层堆叠出中国文论的千年统绪，那么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里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开掘石中玉髓，重新光大中国诗性言说的传统。希望此种努力，能继续引发学界共振，一疗中国当下文心诗性之缺乏，以救中国当下文论言语之枯槁。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