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学——《陈惠雄解读快乐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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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经济学——《陈惠雄解读快乐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4-18 09:54:11 来源：《陈惠雄解读快乐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惠雄是国内第一位以“快乐”为核心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坚持研究快乐学理论27年，力求引导人们建立快乐的终极价值观，把赚钱、GDP经济增长作为实现快乐的工具，引导人们从亲情、健康等方面全面寻求更多的快乐。

　从快乐学角度说，倒吃甘蔗节节甜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根据趋乐避苦原理，我们对小孩可以运用逆推动法则。就是说可以先让小孩子吃点苦。有两个理由：一是人在“苦”的环境下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激励，有利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也有利于奋发向上的生活态度的形成。二是小时候吃点苦(以不伤害身心为限)，有一个经历与参照，会使人对后来的成功感受到更多的快乐。以吃苦包括艰苦奋斗的人生经历来增进未来个人或他人的快乐，有利于人生的成长，对于人的一生可能会更加有好处。

　我建议做父母亲的不要给小孩子准备太好的物质条件。人生的苦乐好比一根甘蔗，甘蔗正确的吃法应当是从苦的一头开始吃，吃到涩的，吃到淡的，逐渐吃到甜的，这样一生的快乐积分可能为最大。一些父母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尤其是一些富家子弟，好比是长辈们先给他们吃了一节最甜的甘蔗，以后即便吃同样甜的甘蔗，经济学上有一个原理，叫边际效用递减，他(她)会吃不出味道来的。这样就容易造成孩子长大后在生活上、婚姻上、职业上很挑剔，适应性会比较弱。这就是富家子弟的成长可能更加不利的原因。中国人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假如小孩子后来的成长道路上遇到苦难了，缺乏艰苦经历的人可能就会难以支撑。经济学上叫做“高峰体验”会阻止人们消费的下降，但钱从何而来呢？而有过吃苦经历的人，则比较容易应对这类事情。

　一些父母亲往往对这个事情想不通。他们想，我为子女准备了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他几辈子都吃用不完，还不幸福？不快乐？你可能是真的想错了。你的某些做法可能是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小孩子。为什么呢？一是经历快乐“高峰体验”的生活可能会减少一个人后来人生对快乐的敏感性与痛苦的承受力；二是优越的物质条件可能会降低创业与艰苦奋斗的积极生活态度；三是大家可记得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的世界在变化之中，富于创造与努力适应环境的人，才能够获得未来的真正幸福生活。

　我们讲的追求快乐，其中之一就是追求可持续的快乐。小时候吃点苦对于一个人可持续的快乐可能会更加有好处。小时候吃点苦，很可能会给未来人生带来不错的收获。

　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小时候的生活中吃了一些苦。但是，由于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一些人的命运，倒是有点“倒吃甘蔗节节甜”的味道。

　现在，离婚成了时髦的事情。这个时髦我想是值得考虑的。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没有钱的更需要结婚，并且需要婚姻稳定。结婚是成本最低的幸福生活之路。我们有些人并没有钱，却也赶时髦，东挑西拣，也不结婚。或者是，结婚后轻易离婚。这是盲目的，错误的。人类的婚姻约束条件是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放松的。由生育合作水平——生活合作水平——情感合作水平，我称之为婚姻三部曲。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婚姻效用曲线的不断上升。

　随着社会进步，婚姻除了生儿育女外，还是为了爱情的需要，这既是西方传入的观念，也是社会进步必然性的结果。这样，婚姻的快乐效用又有了提高，由生育水平提高到生活水平吧。我称之为生活合作，包括的主要内容是男女双方的情爱需要等。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后，一些人的个人财富增长到可以将结婚——离婚——再结婚的经济成本忽略不计的程度，婚姻的约束条件大为放宽，情感合作成为婚姻的首选因素，情感多样化需要可能在部分人身上显露(这与个体的生物基因差异与夫妻间的神经适应性相关)，离婚率逐渐上升。男人有钱就“变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事实。

　所以，我认真建议，低收入者一定要认真结婚，切莫跟风离婚。你付不起那个成本。高收入者也需要认真考虑这个事情。为什么今天的离婚率大大提高了呢？部分原因就是一些人钱多了，要求提高婚姻的效用水平，不肯守候满意度低的婚姻，所以问题就出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是人类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正常现象。但是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莫要跟风，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最好要坚守婚姻阵地，不可轻言离婚。

　谈到婚姻辩证法，还有一点重要的启示：女方找对象一定不要看重对方的钱。我们已经看到，有钱的男人的离婚率会比较高，男人有钱容易“变坏”。因为，经济问题对他的约束力更弱了，他的花头就容易多起来。一些女人希望自己的丈夫有钱，谁知一些男人有钱了以后，心就水涨船高，真是一种矛盾啊。

　当家不再是组织生产——男耕女织的基本单位时，家庭成员对于家的依赖性就会减弱，对企业组织的依赖性相应增强。开放的社会组织系统为家的成员提供了大大增加的外部接触几率，而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当夫妻双方的相互适应性——情感引力弱于求新异的需求力的时候，这种组织环境为家庭成员向外部寻求快乐提供了信息搜寻费用等交易成本较低的途径。

　当分工扩大的效率使社会变得异常文明和富有时，由婚姻组成家庭这种利益共同体在心理安全、降低设防成本、扩大亲缘纽带等方面均具有的巨大的节约和合作效率将进一步可以忽略时，家庭淡化势头也将进一步延伸。这是我们看到的现代人的家庭观念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家庭观念的重要原因。这事实上也是中国人重家、美国人轻家的部分非文化的原因。这就是存在于婚姻与社会进步中的辩证法。不过，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就好像我刚一开始讲到的人类终将向越来越多的闲暇与越来越少的劳动的社会过渡一样，这同样值得我们开心。因为，我讲的同样是一种未来趋势。

　2007年世界首富赚了过分的钱，所以讨人嫌

　什么叫赚过分的钱呢？赚过分的钱就是赚了不应该归你拿的那部分收入。经济学上讲，就是所付与所获不成比例。比如，你的付出或贡献是我的10倍，那就应该拿我10倍的收入。你的所付/所获和我的所付/所获比例是一致的。这叫做公平。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你的付出是我的10倍，你却拿了比我多20倍甚至50倍的收入。相互间的所付与所获不成比例，那就是赚了过分的钱。人不能赚过分的钱，赚过分的钱，往往是害己、害人、甚至是害天下。

　害己——即一些人赚过分的钱是以自己的身体健康牺牲为代价的。这是赚钱对身体的过分。赚的收入对于身体的付出而言不成比例，赚的钱可能补不回身体健康的损失。

　同时，得到的收入多于自己的付出，还会损害人际关系。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付出都有一个心理衡量，你拿多了，必然是“失道寡助”，得不到社会正义的支持。况且，你自己拿了不该拿的，等于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这样怎么能快乐起来呢？

　不仅如此，赚过分的钱对于提高企业效率还没有好处。因为，剥夺者与被剥夺者都不会把自己的“生产性努力”发挥到“充分”的水平，从而影响企业效率的提高。我国企业的低效率实际上与支付给普通劳工过低的工资是联系在一起的。

　害人——即一些人赚取过分的钱是以支付普通劳工的低工资为代价的。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全世界都是比较低的，有些企业十几年来工人的工资一直维持在五六百元一月。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赚了普通工人的过分的钱，是把本来应该付给工人的一部分收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害人。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

　为什么我们许多工厂都招不到工人，有1.5亿剩余劳动力的我国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支付过分低的工资引起的。山西的黑窑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些赚黑心钱的黑心老板，害惨了多少人，给多少家庭造成了痛苦和灾难，他们自己也终将不得安生！

　一个企业如果是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的话，就会损失效率，就不会有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所得的利润只是“收益”而不是“效益”。少劳多得、多劳少得，就会形成少劳而期望多得的不良社会跟风现象，于是道德水准与社会整体的快乐水平一起下降。

　害天下——即一些人的赚钱往往是以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的。一些企业过度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至上”，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比如支付过低的工资，工作环境有害健康，劳动保障条件差等。这些问题最终会引起社会闲散人员的增加、社会犯罪上升、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社会问题。比如，低工资与社会犯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的时间是可以进行选择性利用的。当工资过低时，他会感到这样的劳动对于改变命运毫无前途，一些人干脆就不劳动了，导致了社会闲散人员的增加，另外一些人则会把劳动时间转化为偷盗时间，导致了社会治安问题的严峻性。

　一个人如果赚了过分的钱并且还是公众人物的话，最终将会成为很不受社会欢迎的人。2007年新的世界首富出来了，已经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而是换了墨西哥的斯利姆。斯利姆比盖茨的钱还多。可是，墨西哥人没有因此自豪，而是被墨西哥人视为国耻。首富被视为国耻，这不是一件可以玩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想不通。那么，墨西哥人为何以世界首富为耻辱？大家可以看看网上或报纸上的评论。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斯利姆的名字意味着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垄断。他掌握着墨西哥90％的电话业务。由于他的垄断，使墨西哥的电讯收费一路剧增，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电讯收费国家之一。斯利姆自称做善事，国民认为，如果他把电讯资费降一点，就比做什么善事都要好。斯利姆赚了太多过分的钱，人们不喜欢他，他既害人又害己。赚了那么多的钱，人们都不认可、不尊重他，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找漂亮老婆，净亏五个单位GDP？

　选择怎么样的配偶比较符合快乐原则，这个问题很实际，比较难说，却很重要。因为婚姻有助于快乐。

　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这样想，如果有可能，找对象就要找漂亮一点的。因为美能够带来快乐。找个漂亮的先生或小姐做配偶，是许多人的心愿。问题是漂亮的人你看中，人家也看中。就讲女生吧，你找个漂亮的男生的成本可能很高。男生找漂亮的女生资源也是同样稀缺。因为漂亮的资源稀缺性，导致需要投入较大量的成本。如搜寻成本，交往成本，陪伴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采购成本，维护成本，监督成本，处置成本，跟踪成本，退出成本，交割成本，重置成本等等。尽管婚姻是人类快乐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基础产品之一，是人类生活快乐如亲情、凝聚、归依、安全等一系列人类情感需求满足的基础。但是搜寻漂亮的对象往往成本高昂，且不好养。你看中了别人也看中，尤其是那些既长得帅、又有钱的男士。

　所以，我告诉大家，大家找对象，自己看着合适就行。这是最重要的。自己看着基本满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去追那个很漂亮的。当然，他(她)撞上来，或者是自然形成，那是另当别论。找对象找你自己中意的人，找性格、情趣相合的。双方相互喜欢，又没有监督成本，既踏实，又安全，还省心。因为夫妻要度过一生，这是一条既符合浪漫主义又符合现实主义的择偶原则。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深刻的道理，找太漂亮的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往往不是“赚”了，而是“赔”了。从产权理论上讲，漂亮的人被别人看的几率也高。前面讲过，美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但带来快乐是一回事，“收费”是另一回事。漂亮往往是被人家看了白看，你收费是收不回来的。因为漂亮有个外部性问题，英国科学家讲的漂亮女人的媚眼看一眼相当于五个单位GDP，你被别人看了一眼，人家得了五个单位的净收益。你收费却收不回来。你是净亏五个单位GDP。一天下来，不知要亏多少个单位的GDP。所以，刻意找很漂亮的对象，往往存在着几种损失的可能性。当然，你有助人为乐精神，不计较收费问题，那倒也是大家都快乐的事。但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了，既要找漂亮的对象，又小心眼，经不得人家看。那就很郁闷，反而快乐指数不高。这样听我一讲，对于未婚者而言，找对象可能会切合实际得多，不要太在相貌上挑拣了。

　来源：本文摘自《陈惠雄解读快乐学》　陈惠雄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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