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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借书——《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5-30 09:19:02 来源：《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学生时代，是一个人与图书馆交往最密切的时期。不用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钱，买不起书；宿舍挤，不方便看书。于是，图书馆便成了大家的“必争之地”。这个时候，又由于多未组成家庭，甚至连异性的朋友也没有，茶前饭后的时间全部给予了图书馆。也只有在这种情境下的人才能体验到“泡”图书馆的快乐。不久以后，毕业，成家，也开始有了些买书钱，有了点居住空间，于是乎书架上的书渐渐增多，到图书馆的次数自然减少。特别是家庭的义务急剧加重，每次在图书馆停留的时间变得短暂，逐渐与图书馆也“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我在1978年到北大做研究生，随即与北大图书馆结下了关系。我所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哲学史，所需阅读及研究使用的经典及文献大部是古籍。用书大部分是线装的。我们北大图书馆所藏线装古籍(包括善本)之富，在海内外是极有名的，其中还有不少是名人的藏书。比如，我做研究生时，一次借得《二程遗书》和《宋元学案》，见题签乃是在北大做过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上写明买自何处，准备用以校某某本子，中间眉批校记甚多，使得这些书籍更添了一层价值。这种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读书的后学，往往可以因此怀仰前贤之高风，激励自己的学习，取得一种特别的经验。

　做研究生的时候，北大图书馆与我关系最密切的，要算是文科教员阅览室及其书库了。那个时候，西墙一面立的是《四部丛刊》，转过来是《四部备要》，这两大套书是我最常用的，我后来出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就是在1979～1980这两年间在文科阅览室作的。那个时候，文科阅览室的“常客”往往都有自己的固定座位，这是一种习惯养成的默契。大约从1979年某时起，文科阅览室一进门第一排靠南窗的座位就不成文地归我专用了。我的右边是德语专业的刘立群兄，不管我们早或晚去，这靠工作台的两个座位总是我们的。我之所以要选这个位置，只是因为入库方便，不过，由于两套“四部”都在西墙，每天一取一还，要从西头到东头；加上我常携来由大台借得的线装书参校，闭馆时往来携带十分不便。所以，中午及下午闭馆时，我往往不把自己借的线装书带回宿舍，也不把“四部”放回原架，而是堆在我的用桌之上，待下一段时间来时再用。严格地说，这不合规定，自己的书应当带走，阅览室的书应放回原架。不过，幸运的是，阅览室的老师、同志们往往默认了我的做法，不愿为难常来常往的我。有时，也允许我把书放在柜台里面，这些无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她们对我的关照，我感念至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我作博士论文时，情况有了变化。生活的单位不再是集体宿舍，而是“三口之家”，这样一来，加上我居住校外，与图书馆就只有借还的往来了。

　80年代后半期里，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活动领域从文科阅览室和大台转到了书库。入库找书确实是个大方便。入库的人不再把自己限制在某一已知内容的书，可以随手翻览，常常会有无心插柳之效，人所知之书有限，现在的书店卖书又只是“短平快”，入库观书可以增广书目见闻。有些书只知其名而不晓内容，在库中架上只略一检看目录即可了解梗概，同一类的书，经过短时间的翻检比较便可知哪些合用。如果一一办手续借出，就要费时费力多了。我的关于王阳明一书的写作，所以能在不长时间内完成，正是得力于入库检书的方便。

　我自己的体会是，北大学者的学术成就，无不与北大图书馆提供给他们的图书条件密切相关。藏书的质量、数量及利用图书的便利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研究进程的速度和研究成果的深度、水准，是学者得以发挥并不断提高水平的物质基础。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我的希望是，在新的时期里，北大图书馆将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不断吸收国内外图书借阅管理的有益经验为使用图书的人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学术水平能否保持发展的重要一环。

　本文摘自《燕园问学记》　陈来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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