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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笔书史事，平心论古人——浙大社何忠礼教授新著《宋代政治史》评介
曹家齐 张林
2008-06-05 09:36:14  来源：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05-30 
 
 《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是何忠礼先生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天水一朝政治史的论著，也是作者继《宋史选举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科举和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多部深入扎实的著作之后，为宋史研究贡献的又一部体大思精之作。何忠礼教授治宋史多年，对天水一朝之史事与相关文献之研究，皆有卓越建树。已经刊布之论著，或是对史事平实公允之叙述和评论，或是对典制精审细致之考证和辨析，或是对史料深入浅出之研究和介绍。《宋代政治史》这部新著，不但继承了前面几部著作的优点，且又有不少新的创获，实为宋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之力作。

 全书近六十万字，共分十七章，四十七节，一百七十一目，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用生动的史笔，全面而详尽地叙述了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过程，对有宋一代所发生之重大政治事件与政治制度都有较为完整的记述，在迄今为止海内外关于宋代政治史研究诸多论著中，堪称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取舍得当，重点突出之作。

 两宋长达三百二十年之久，加之文化发达，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据近人统计，总数大约有四亿字之多。这些史料中，关于政治史的材料占相当大的比重。政治史上可记之事甚多，如果事无巨细，一一照录，那只能平分笔墨，枝蔓无数。针对这种情况，本书采取的办法是，选取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加以叙述。如第二章“太宗朝的政治——‘文治’的兴盛和‘武功’的衰落，即将太宗压制武将、扩大科举取士、重视文化发展和雍熙伐辽失败等几件最能反映太宗朝政治发展特点的事件详加叙述，用较少的笔墨勾画了太宗时代政治的特点。又如第六章标题为“神宗朝的政治与熙、丰年间的改革”，本书在叙述神宗朝政治时，紧紧围绕熙丰变法这一问题加以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次变法运动是神宗朝乃至整个北宋中后期历史上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元祐更化、新旧党争、绍圣绍述、崇宁党禁、钦宗继统、乃至高宗“爱元祐”等一系列的政策反复，都源于这次变法。同时，对于有宋一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如赵匡胤、赵普、王安石、司马光、张浚、贾似道等，皆能以较大的篇幅加以详细介绍和评论。

 然而，该书最为突出之优点还是对史事之客观叙述和对人物之公允评价。

 首先，该书对史事之叙述能够继承“秉笔直书”之优良史学传统，严格做到以史实为根据，在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对宋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进行全面且客观的论述和分析，最大程度地摆脱主观偏见和旧有结论的影响。如在讨论司马光与王安石存在严重分歧和熙丰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作者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对挽救社会危机所采取的策略上的不同，对新法认知上的差异，出身地域不同而造成对经济现象看法上的局限，以及各自在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使两人很难走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一切敌视变法的人，或从个人私利出发，或因对变法缺乏理解，都站到了司马光一边，终于使司马光成了保守派的领袖，王安石虽有神宗支持，但在朝中却显得孤立无援。后来神宗一死，新法基本被废，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第198页）既没有因袭南宋以来历代史家批评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的陈说，也没有盲从那些不加分析一味拔高王安石的论调，如此一来不仅多有发覆，且符合史学研究求真的原则。

 宋史研究中，在涉及到宋王朝与辽、西夏、金、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会囿于狭隘的民族感情，对史事评价不能客观、辩证，特别是南宋与金之间的几次和议，颇受后人诟病，也为近代史家所批评。何先生对此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认为“大凡历史上的和议，都是在双方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他认为宋辽“澶渊之盟”与宋金“绍兴和议”都是当时双方势力平衡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绍兴和议”本身不应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高宗、秦桧集团为了一己私利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龌龊目的和不能利用这一巨大代价换来的和平局面，通过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日后的恢复中原做好准备，而是继续推行以一系列迫害抗战派、文恬武嬉、不思恢复的反动政策。（第371－373页）何先生的这一观点是颇能令人信服的。

 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旧史家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而不能秉笔直书，史籍记载往往失真，后来之史家据此论述则多有谬误。至于那些出于主观目的和自身的利益考虑，故意歪曲史实，在记载中有意造假者，则给后来学者的研究带来更大的障碍。对待这类问题，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整理，尽量拨开笼罩在史实上的迷雾，还原出相对真实的历史。关于贾似道公田法的评价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提起南宋末年贾似道所推行的“公田法”，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它持批判态度，这是因为现存的史料，特别是宋末元初的记载中，对公田法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抨击唾骂，史学界据此得出的全面否定的结论似也无可厚非。但何先生通过对南宋末年相关记载的认真整理，认为“早在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之前，这项措施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处于萌芽之中，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不是贾似道凭空想象得出来的，也不能因为政治腐败而执行得不好，就对公田法作出全面的否定”。推行“公田法”的主观意愿并不坏，但它遭到如此的恶评是因为“公田法”首先使江南地主阶级受到损害，势必招致他们的猛烈攻击，后人根据这部分士大夫的记载，来全面否定“公田法”，是有失偏颇的。（547－550页）这样的分析和评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唯有独到之见，更是公允之论。

 其次，该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亦能以翔实深入的研究为基础，不因循旧说，做到了平实而公允。秉笔直书、不隐讳、不虚美，本来是对历中人物生平事迹记述的基本要求，但是同时代人留下的记载，出于社会环境或者个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在涉及人物的评价时，或“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或有意“暴其短”、痛加贬斥。而后来史家或局限于习惯看法，或各据一词，对人物的评论往往多有片面，不免偏狭。这些做法都应为今日的史学研究所摒弃，何先生可谓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述及宋代人物道德与事功时，均能平心立论，“功不饰过，过不掩功”。如对宋初名相赵普的评价，既肯定了他作为宋初一位杰出政治人物的功绩，认为“他对如何巩固政权、安定社会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和总体的考虑，……可以说宋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措施、防范和禁令，大都出自赵普的建议和策略。……以其对当时社会的深入了解和才干，为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知无不言，用尽心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宗在赵普死后，言其“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社稷臣也”的评价，确实并非过誉”。同时，也指出了其个人品质上的不足，“乡先生和小吏出身的赵普，生长于动荡不安的五代，后来又忙碌于繁琐的幕府事务，读书不多，……由于缺乏儒家文化的熏陶，加上吏人劣根性的根深蒂固，又长期生活贫困，一朝暴富，这些都使他对金钱和权势显得特别贪婪，玩弄权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49－56页）既不无限拔高，也不故意贬低，甚是符合史论的要求。

 再如真宗时期的名相寇准，因为在澶渊之役中的果敢与坚毅，以往史家对其多作赞颂之词，而何先生在全面分析了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后认为，“历史上对寇准的评价比较高，实际上此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从优点来看，他耿直敢言，能断大事，尤其当辽朝大军压境之际，力赞真宗亲征，从而维持了宋、辽两国之间长时期的和平局面，厥功甚伟。但寇准的缺点也不少，争强好胜、常以个人好恶行事、看人怀有成见，‘多许人官以为己恩’、生活极其奢侈、急于进取达到超出常人想像的地步。以‘天书’取媚真宗，从而使自己第二次登上相位，仅就这件事看，他与王钦若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104－105页）这种评价摆脱了旧有观念的束缚，不落俗套，显得新颖充实。

 寇准是位被历史“拔高了的君子”，而南宋权相韩侂胄、贾似道则是被历史“抹黑了的小人”。后人对他们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少著名学者也沿袭《宋史·奸臣传》之旧说，致使大量带有感情色彩的著作流布，后辈学者亦多陈陈相因。何先生认为这有失允当。对于韩侂胄，他一方面指出其擅权期间，把持朝政、引用亲信等行为对南宋政治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也承认他在用人、法制建设和减免赋税上也确有成绩，“韩侂胄擅权时期的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也不是一无是处，可是成见甚深的理学史臣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455－457页）对于贾似道，作者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贾似道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诚然，贾似道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妒贤嫉能，奢侈腐化，拘留郝经等给南宋末年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对南宋灭亡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贾似道前期的战功和治绩，入朝主政以后对政治、经济的一些整顿措施，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刊印，也作出了一定贡献。”（569页）而“贾似道之所以遭后人唾骂，固然由于他的腐朽统治，促使了南宋的灭亡，但也与他推行公田法，得罪了江南的地主、官僚有一定关系。”（550页）何忠礼先生用分析和考辨得出的结论，摆脱了理学史臣偏见的束缚，很有说服力。

 在对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区分与评价方面，何忠礼先生既能摒弃上个世纪上半叶学者们有感于外寇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局得出的偏激结论，又能抵制“左”的思想影响下对主张妥协的错误批判，提出了客观的评判标准，指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区别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时候，不能以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绪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而应该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权衡利弊得失”。（422页）抗战派的主张、做法作过分的溢美，而对主张暂时妥协的人物不加分别地大加鞭挞，动辄加以批评的不理智做法。

 将这一标准用在对张浚的评价上，可谓恰如其分。多数史家都将张浚作为南宋初年再造中兴的抗战派功臣加以歌颂，而何先生综合考察了张浚指挥的一系列抗金战争都遭到惨败的原因，认为这不仅与他出身书生，不懂军事，措置乖方有关，而且也是他刚愎自用，压抑武人，忌刻专横，追逐个人的权势和声名所致，他对抗金事业的破坏远大于贡献，而他死后之所以获得“抗战派”的好名声，除了人们对抗战派的同情以外，主要还是受其子张栻的朋友理学大师朱熹所撰之行状的影响。（423页）有理有据，且能辩明造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确为中的之论。

 除以上突出之特点外，重视各种制度的因革变化，亦是该书引人注目之处，另外，本书文字自然、流畅而生动，亦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政治史著作。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其一，全书整体上偏重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虽然也有较深刻的分析，但总的来说，还是略显单薄；其二，文中古地名今注中，有的注为“今某某处”，有的注为“今属某某省”，无论格式还是详略程度，多有不一致处。例如对周世宗时期重大事件高平之战的发生地高平，仅注“今属山西省”，而有时又很详细，而党项人所据之静州注为“在宁夏永宁县东北黄河西”。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了解史事，而过于简略的注释会让读者茫然无措，对于这类地名的注释应该根据今日之地图统一格式详加注明。

 尽管如此，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本书不仅直笔书史，平心论人，而且钩沉发覆，辩疑索赜，深刻揭示了宋代政治史发展之脉络和因果关系，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史学研究者，都给以警醒和启示，所以亦是一部融学术性与思想性于一炉的优秀著作。

 (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曹家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副主任

 中田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05-30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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