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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与闲人——《闲情的分量》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8-12-04 08:35:53 来源：《闲情的分量》陕西师大出版社

　在中国文人身上，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性灵的表达，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很重。只有励志，没有闲情，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

　孔子的洒脱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径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见的执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访国内高僧，详细研究了汉传佛教各派学说，发现它们各执一词，互相抵牾。用已有的汉译佛经来检验，又发现译文多模糊之处，不同译本意思大相径庭。因此，他才“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到佛教的发源地寻求原典。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求取和翻译佛教经典。其中，取经用了十七年，译经用了十九年。他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的人，有极其明确的目标，因而能够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取经途中，常有国君挽留他定居，担任宗教领袖，均被他坚辞。回国以后，唐太宗欣赏其才学，力劝他归俗，“共谋朝政”，也遭他婉谢。

　超常的悟性加极端的认真，使玄奘在佛学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所翻译的佛经，在量和质上皆空前绝后，直到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无人能够超越。他的佛学造诣由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印度时，戒日王举行著名的曲女城大会，请他讲大乘有宗学说，到会的数千人包括印度的高僧大德全都叹服，无一人敢提出异议。以访问学者身份成为外国本土文化首屈一指的大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作为对比，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纷纷谈论和研究西学，但是，不必说在西学造诣上名冠欧美，即使能与那里众多大学者平起平坐的，可有一人？

　世界知道玄奘，则多半是因为《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其实是玄奘西行取经的副产品，仅用一年时间写成，记述了所到各地的概况和见闻。西方考古学者根据此书在新疆、印度等地发掘遗址，皆得到证实，可见玄奘治学的严谨。这本书为印度保存了古代和七世纪前的历史，如果没有它，印度的历史会是一片漆黑，人们甚至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正因为如此，玄奘之名在印度家喻户晓，而《大唐西域记》则成了学者们研究印度历史必读的经典。其实，不但在印度，而且在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玄奘都是人们最熟悉和崇敬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位受到许多国家人民崇敬的中国人，今天在自己的国家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今天许多中国人只知道电视剧上那个娱乐化的唐僧，不知道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懂得他的伟大的人就更少了。一个民族倘若不懂得尊敬自己历史上的精神伟人，就不可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应该说，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夜读苏东坡

　除夕之夜，陪伴我的只有苏东坡的作品。

　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

　有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声称是。在苏东坡的私生活中，最幸运的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女人。

　以苏东坡之才，治国经邦都会有独特的建树，他任杭州太守期间的政绩就是明证。可是，他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禁不住有感便发，不平则鸣，结果总是得罪人。他的诗名冠绝一时，流芳百世，但他的五尺之躯却见容不了当权派。无论政敌当道，还是同党秉政，他都照例不受欢迎。自从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政治舞台以后，他两度遭到贬谪，从三十五岁开始颠沛流离，在一地居住从来不满三年。你仿佛可以看见，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他携家带眷，风尘仆仆，跋涉在中国的荒野古道上，无休无止地向新的谪居地进发。最后，孤身一人流放到海南岛，他这个一天都离不了朋友的豪放诗人，却被迫像野人一样住在蛇蝎衍生的椰树林里，在语言不通的蛮族中了却残生。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作“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完全出于自然。这正是他的人格写照。个性的这种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泻，在旁人看来，是一种执著。

　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其特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质吗？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

　可是，这个世界毕竟是成人统治的世界啊，他们心满意足，自以为是，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不必说残酷的政治，就是世俗的爱情，也常常无情地挫伤诗人的美感。多少诗人以身殉他们的美感，就这样地毁灭了。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著，就必须愈是超脱。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苏东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哲学家。

　(本文摘自《闲情的分量》周国平/著，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有删节

来源：《闲情的分量》陕西师大出版社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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