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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猫”与“小耗子”——《何妨是书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光哲
2010-04-09 11:06:50  来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元老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

 至于钱穆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

 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

 陶孟和将身材肥胖堪称“重量级学者”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相当传神;他把史语所这群青年学人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则更若众口铄金之论,在学界传颂不已。像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就回忆曰,系里的资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大师劳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这样看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秀,确实“监督甚严”,他的作风,往往也让这批青年俊彦心生惧畏,“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监督”,会严厉到连他们的读书范围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吗?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钱穆所说的这位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专治明史”,又被“拔尖”进入史语所的“某生”,应该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进入北大,与日后史坛名家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以及王毓铨等人是同班同学,他与邓、张及傅三位,更被称为北大的“四大傲人”,正可揣想其青春风采。王、邓、张、傅四位会被冠以这样的“雅号”,其来有自,盖风华正茂的他们,还没戴上学士方帽之前,都已经各在学术上交出可观的成绩单。

 即使傅斯年对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者确实“监督甚严”,就平素往来应对的生活面向而言,这批青年或许也确实是害怕惧畏傅斯年这头“胖猫”的“小耗子”。只是,在知识探索的天地里,如果傅斯年真想要发号施令,决定他们在史料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的工作方向和范围,恐怕必有力不从心之叹。对学术权威唯唯诺诺的人,不会在知识生产的天地里,创生出任何实质的成果。

 本文摘自《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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