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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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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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7-5672-0063-0/A765 |
条码： | |
| 作者： |
刘金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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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 平装 |
| 印次： | 1-1 |
开本： | 16开 |
| 定价： |
￥45.00
折扣价：￥40.50
折扣：0.90
节省了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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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
32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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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苏州大学出版社 |
页数： |
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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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编号： | |
每包册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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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2-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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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2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背景，以邓小本书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2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背景，以邓小平率先提出、直接领导、参与制定并大力支持和推动的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为主线，以党中央关于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评价为指导，同时吸收和借鉴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采用史论结合、个人经历与重大决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真实、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在我国这2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他的丰功伟绩和主要理论贡献。该书的出版将填补邓小平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对于系统梳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财富，总结党和国家在这20年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帮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了解邓小平的生平业绩，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重要观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导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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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刘金田， 1959年2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参加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和《邓小平文选》的注释工作。主编或参加撰写主要著作包括《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邓小平画传》《邓小平的历程》《邓小平生平全记录》《邓小平与二十世纪重要人物》等。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中国1978—2008》、电影《丰碑》撰稿等。著有《走出国门的邓小平》、《人民中的邓小平》等研究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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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目录： |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领导全面拨乱反正(1)
第二章率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16)
第三章领导平反冤假错案(41)
第四章决策恢复高考(52)
第五章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61)
第六章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84)
第七章支持和推进农村改革(104)
第八章决策和推进对外开放(119)
第九章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30)
第十章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47)
第十一章首倡“先富”、“共富”大政策(165)
第十二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者(189)
第十三章设计和指导政治体制改革(200)
第十四章精心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216)
第十五章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229)
第十六章提出与运用“一国两制”构想(244)
第十七章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68)
第十八章决策百万大裁军(278)
第十九章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289)
第二十章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12)
后记(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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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片段： |
第一章 领导全面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
一
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倡导实事求是，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奠定了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华大地，百废待举，人们对未来充满期许，希冀新的党中央能迅速拨正历史航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是人们迎来的却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被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按照“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
在党内，邓小平较早地洞察到了“两个凡是”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因此，他率先站出来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提出“完整的准确的”的观点。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用词尽管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锋芒是指向“两个凡是”的。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点明了这一点：“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 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尔后，在党内，邓小平又多次直接批评“两个凡是”。大约是1977年4月底，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并说，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5月24日，邓小平把他对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等，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但是，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不愿意接受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并且加以指责和非议。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回应。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进一步指出：“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堵住了非议者的嘴，防止他们歪曲，另一方面在党内再一次完整系统地宣传了“完整的准确的”的观点，使这一观点为更多的干部群众所熟悉、所掌握，并成为大家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两个凡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为指导方针提出来的。它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它决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代表着一种思潮，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共同特点是淡忘或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推翻“两个凡是”，首先要瓦解它的这个社会基础。最好的武器，就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
7月21日，邓小平专门讲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解释：“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10年，或者说是10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致闭幕词时，邓小平就讲了一个中心问题，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再次慎重地向全党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五天以后，即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谈到通过办学校提高干部素质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学校一定要恢复和培养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保证学校向部队推荐的干部“有好的思想和作风”。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邓小平接二连三地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铲除“两个凡是”赖以生存的土壤，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他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响应与支持。
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的文章或讲话，与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语句也都是相似的。这以后，报纸、刊物又发表了一大批宣传实事求是的文章，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批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集中。在此基础上，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到1978年初，开始出现从认识论角度批判“两个凡是”的哲学基础的文章，其中集大成者是5月11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
首先，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他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讲话中，邓小平还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绍了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讲话，对邓小平来说，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
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其次，邓小平利用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的时机，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讨论健康向前发展。
1978年6月15日中央宣传口会议后的一天，邓小平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话。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另一次，邓小平又对他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邓小平还说，他主张真理标准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中宣部对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下了通知划禁区”，并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7月2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对他组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支持。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8月19日，邓小平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对文化工作的汇报后，关切地询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否涉及文化部。然后，向他们介绍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态度：“（争论）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针对有人指责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利用文章出气，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有气，“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8月23日，邓小平同最早打电话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同志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对的。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
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断地向广大干部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标准。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下大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128页。他还说：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78、79页。
邓小平发表这一系列言论时的谈话对象既有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或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既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从这些对象看，邓小平的谈话绝不是随意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人打气，二是为讨论的展开清除障碍，三是把讨论推向全国。邓小平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当时就表示：“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当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编辑同志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受鼓舞”。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持反对态度的人，即使没有因此转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做到了没有再“下禁令”。从9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视察东北后，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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