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全十册），陈广宏、侯荣川编校，复旦大学出版社

　　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中重要的批评方法，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诗话自宋代产生之后，历代绵延不绝，元、明、清、民国历代都产生了诸多具有理论价值与批评意味的优秀诗话。诗话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观点，是重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的第一手资料。职是之故，诗话文献亟待用体现现代学术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为当代学者提供可靠的参考文献。

　　晚近以来，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大型的诗话文献资料整理集，如《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民国诗话丛编》（张寅彭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全明诗话》（周维德集校，齐鲁书社，2005年），《清诗话三编》（张寅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这些文献集的出版，都促进了中国诗学研究的进步。《明人诗话要籍汇编》是陈广宏教授担当首席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课题组为学术界贡献的一部最新研究成果，也是近年来明代诗学文献整理的大手笔。

　　我们注意到，陈广宏教授团队推出这一重磅成果之前，其课题组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前期成果。2014年，陈广宏教授与侯荣川博士编校出版了《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除此之外，陈广宏教授团队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诗话文献研究的论文，如《关于明诗话整理的若干问题》（陈广宏、侯荣川，《复旦学报》2013年第1期）、《明代诗话的分期与特点再认识》（侯荣川，《南京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词府灵蛇〉之编刊与天启间南京的商业出版》（陈广宏，《南京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从〈诗法要标〉看晚明诗法著作的生产与传播》（陈广宏，《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胡应麟〈诗薮〉版本考》（侯荣川，《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明陈霆〈渚山堂诗话〉及其诗学价值》（侯荣川，《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等。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皆奠定了本书的学术水准，文献整理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

　　在《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出版之前，学术界已经出版了《明诗话全编》《全明诗话》等明人诗话汇编整理之著，《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以及将来要出版的《全明诗话新编》要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必须有与前人不一样的学术亮点，才能在学术史上留下印记。可以说，《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完全实现了这一点。

　　从选目来看，体现了编者的匠心。“要籍汇编”，顾名思义就是所选的明人诗话都是比较重要的文本。本书选编的50部诗话可以说是明代诗学史上最重要的Top50，有的很早就入选《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等经典文献，还有不少早已有了现代整理本和校注本，如杨慎《升庵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王世贞《艺苑卮言》、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陆时雍《诗镜总论》等，这些重要的诗话都悉数入选，而且选择了最好的版本重新点校。除了入选这些经典的文本之外，《要籍汇编》更选入了一些从前关注较少、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明人诗话，如刘世伟《过庭诗话》、傅若川《傅与砺诗法》、史潜校刊的《新编名贤诗法》、杨成编《诗法》、沈周《吟窗小会》等，这些重要的诗话都是《全明诗话》未收的。特别是上述三种诗法类著作，因为是汇编前代的诗法类文献，原创性不足，故而颇不受重视。但这些著作不但保留了大量宋元时代的诗法文献，而且也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从元代诗法向明代诗话嬗变的轨迹。

　　《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将所收50种明人诗话分为诗话、诗法、诗评三类，其中诗话18种，诗法8种，诗评24种。一方面可以看出明人诗话既继承了欧阳修《六一诗话》以来“以资闲谈”“论诗及事”的传统，又承袭了元代诗法中对具体的作诗技法的探讨，同时也有更多内容是对诗之本体、诗歌风格、诗人诗作、诗史发展、诗歌功用的全面讨论，体现了明代诗话的承中之变。

　　这里特别想指出的是本书对明代诗法著作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直存在着“理论批评”与“技巧批评”两途，学者对处理形而上的“道”的“理论批评”比较重视，但对讨论形而下之“技”的“技巧批评”则往往视而不见，实际上这类批评文献大量存在，张伯伟先生整理了《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张健先生整理了《元代诗法校考》，而明清两代诗法著作也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些诗法文献对诗歌创作技巧的讨论不但与中国古代的蒙学、科举、教育有关，而且体现出中国诗学批评的近世性，需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本书所收的诗法类著作有一些是第一次进入整理者的视域，如钟惺选的《钟伯敬先生硃评词府灵蛇》，《全明诗话》《明诗话全编》仅据台湾广文书局出版的《古今诗话续编》收入《词府灵蛇二集》，而《词府灵蛇》初集则从没有整理过，本书首次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天启间金陵唐建元刻朱墨套印本点校。

　　再次，从点校底本的选择来看，也体现了编者的眼光。在本书《前言》中，编者介绍了采用底本的原则：“选用刊刻时代较早的足本、精校精刊本为底本，并参校不同系统且具有校勘价值的版本。”可以说，本书之整理比较好地贯彻了这一点。前面也说过，本书所收的诗话有不少学界已经有了点校本，本书在重新点校时或选择了最早的明代刻本，或改换了更好的版本，体现了编者的识力。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如胡应麟的《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是以日本贞享本为底本点校的，而贞享本的底本是胡应麟少室山房自刻本。但编者发现，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少室山房本为胡应麟修订后的再刊本，体现了胡应麟对《诗薮》的最后的认识，故取作底本是非常恰当的。

　　大量采用稿钞本为底本，也是《要籍汇编》的特色，如《麓堂诗话》采用梅纯正德二年序钞《艺海汇函》为底本，《逸老堂诗话》用乾隆四十二年卢文弨钞本为底本，沈周《吟窗小会》用缪曰藻《敬米斋笔记》钞本为底本，冯复京《说诗补遗》亦用清初过录本为底本。这些钞本不但存真度高，而且可以看出作者诗学观念之变化。这可以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为例，《诗源辩体》有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崇祯五年改订稿本，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本，杜维沫先生的点校本就以恽毓齡的排印本（底本是崇祯十五年刻本）点校而成的，而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本“亦仅是抽刻修订本原稿的诗论部分”（杜维沫先生语），并非全本，也没有体现许学夷诗学发展的脉络。而《要籍汇编》本改用了杜维沫先生未见的北大所藏的崇祯五年改订稿本，意义非常明显。不但可以“考察作者观点演化之迹”，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古籍整理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如古籍整理是应采用“定本式”整理，还是“底本式”整理（这里参考了金程宇教授在2016年南京大学“东亚汉籍研究的意义”国际工作坊上的发言《从稿本看东亚古典诗学文本的生成——以田边华〈碧堂绝句〉〈衣云集〉为中心》）。

　　在底本选择上，积极采用域外所藏的珍稀版本也是本书的特色。如本书所收的《雪涛阁诗评》底本用的是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的天启年间所刊的《雪涛阁四小书》本（尊经阁文库本比通行本异文要多）。《南谷诗话》用的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旧钞本。《小草斋诗话》最早的刻本天启本即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另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还藏有五卷的足本，本书之整理即用了内阁文库藏天启本为底本。这些域外藏本的利用，无疑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含金量。

　　现代古籍整理水平之高下不但体现在标点、校勘的水准上，一篇极具学术高度的前言，或对整理之书的提要，也越来越成为现代古籍整理著作的“标配”。换言之，能够传世的古籍整理著作必然是整理与研究的合体。《要籍汇编》不但有一篇学术水平很高的《前言》，而且对本书所收50部诗话的提要也极具学术水准。本书之提要基本按照作者简介、内容述评以及版本介绍的模式来撰写的，可谓要言不繁，不但可以知人论世，而且可以“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本书之提要又不满足于对诗话的简单介绍，更注意揭橥诗话的特色，以及在诗学史上的坐标。如叙《麓堂诗话》云：“《麓堂诗话》虽仍沿用传统诗话形式，但其意专在发明诗学。东阳以格调说论诗，推崇盛唐，反对宋诗，成为复古派先声。”叙《梦蕉诗话》：“游潜论诗颇受理学家影响，故诗话多称朱熹、方孝孺、陈献章之诗，亦颇推扬宋诗。”这些结论的得出，既是对每部诗话的理论总结，亦是从明代诗学史的脉络中的观察，颇可以反映有明一代诗学风会的变迁。总之，本书之提要颇可与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并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我在翻读此书的部分内容之后，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和编者分享。

　　首先，在提要撰写上，似乎还可以更详细一点。如果诗话有不同的版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如果诗话还有和刻本、朝鲜版，也可以介绍一下其版本特色。另外，在最后介绍诗话的馆藏时，也可增加国外图书馆的情况。有的提要还欠准确，如《诗薮》提要云：“今存胡氏少室山房自刻本有二，一藏日本内阁文库，一藏南京图书馆……其后所刻，程百二本、黄衍相本、朝鲜铜活字本、日本贞享本均据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本……”此段表述有歧义，程百二本、黄衍相本、朝鲜铜活字本，包括日本贞享本都不可能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底本翻刻，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所据均为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自刻本同版”。

　　其次，在版本选择上也有可议的空间。笔者以《全明诗话》《要籍汇编》中所收的《夷白斋诗话》为标本，仔细比较了这两个点校本，发现两者的底本可能不同，而《全明诗话》本颇可资校勘，兹略举数例，如“解元唐子畏”条，“不使人间造业钱”，“业”《全明诗话》本作“孽”。还有的地方，《全明诗话》本文字比《要籍汇编》本要多，如“拯人之危”条，“有《寄周岐凤》诗……”，《全明诗话》本作“钱经历允辉有《寄周岐凤》诗……江南人传诵之”，不但文字较多，而且信息也更完整。从上可见，两本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总之，笔者认为应该扩大校勘范围并在校勘记中有所反映，使一本在手，诸本异文皆可见。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2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