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六讲》李欧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38.00元 
　
　　音乐无国界，而古典音乐则是所有音乐篇章中最华丽、动人的一幕。出身音乐世家的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在《音乐六讲》中将自己70年来的聆听古典音乐的经验与读者分享，而他也特别撰写《一个乐迷的开场白》，带来这本书背后更多的故事。

　　我曾多次说过，我对音乐完全出自兴趣，没有受过训练，如果有，那就是我幼年的家庭背景：父母和妹妹都是学音乐的，因此我反而被隔在门外。父亲曾说：一家四口，三个人学音乐足够了。然而，我想自己对音乐的热情，绝不低于任何专业人士，甚至犹有过之。作一个乐迷的好处就是我不必刻苦练习，只作欣赏，其乐趣当然无穷。诚然，我的乐趣也是自幼培养出来的。不但我的前半生和音乐结了缘，而且后半生更是痴迷，几乎每天没有音乐就活不下去。也许，到了这个动乱不堪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精神的滋养，音乐对我的意义更大了。

　　因此，我发现自己的音乐文章的背后都含有一种精神上的需求，换言之，我把聆听音乐的经验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的生活价值又和我心目中的人文精神和广义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许在此有必要再次交代一下这背后的个人思绪。

　　我的专业是文学，业余兴趣是音乐和电影，因此我时常不自觉地把三者联在一起。近来我阅读的有关音乐的外文书籍，印象最深的是AlexRoss的《其他都是噪音：聆听20世纪》，我认同作者的看法：20世纪西方的文化变革，可谓惊天动地，音乐恰恰是20世纪文化最多采多姿的表现。譬如书中论到的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作了七首交响曲，一首比一首短，最后作不出来了，忧郁地躲在森林从中的家里，深居简出。另一边厢，勋伯格在维也纳向传统权威挑战，尝试作无调音乐，而马勒虽然不同意这个年轻人的做法，但又爱他的才华，进退两难。把这三个作曲家连在一起，西贝柳斯保守，勋伯格激进，马勒夹在中间，为20世纪的现代文化织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音乐光环。我也不自觉地随着他们，从古典的莫扎特和贝多芬走进20世纪。我多年来收集的唱碟，如以作曲家来分的话，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唱碟虽多，马勒的唱碟仍高居榜首，除了个人偏爱，也可能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最能代表这个世纪之交的音乐和文化情境。

　　欧洲文化在20世纪之交可以说是一个转捩点：以古典音乐而言，18~19世纪的悠长传统受到挑战，瓦格纳的“总体艺术”歌剧首开其端，影响深远，到了1910年代，勋伯格领导的“第二维也纳乐派”正式“叛变”，采用十二音律法作曲。然而这一场音乐的革命和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稍有不同，它并非主张全盘扬弃传统，而是觉得传统已走到尽头，所以必须从传统中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从一个普通乐迷的立场来说，这场革命对我大有好处，因为它让我自觉：原来西方古典音乐至少有两个传统——古典和现代，而且时过境迁之后，互补互动。

　　这在交响乐的诠释中尤其可见端倪。1850~1959这100年，西方是一个交响乐大盛的时代，也是指挥家最出风头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指挥家开始崛起，阿巴多、穆蒂和夏依三位一脉相承。这三条系谱交融，构成了我喜爱的交响乐唱碟中的“英雄本色”。20世纪后半叶是演奏家崛起的时代，书中提到的演奏家不算多，以华人为主，虽然音乐无国界，但华人在世界出人头地，我还是感到骄傲。我推崇傅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演奏比别人有深度，也许得自他父亲傅雷的家教，加上他多年旅居英国所积累的经验吧。我有幸和他见过几面，几句闲谈，受益匪浅。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我在动乱中成长，音乐也成了我的精神食量。我不知道将来的趋势是否走向电脑互联网的下载，我等唱片和唱碟收藏家的命运又如何？我当然在所不顾。只要有古典音乐听，我就有足够的勇气活下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数字报2015年02月03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