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来临

　　2011年9月1日，高一新生首次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走班，13个行政班的学生被分散到28个学科教室上课，数百年的传统被打破，学校形态发生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教育史上班级授课制的这一革命，如同在深不可测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掀起一片涟漪。

　　开学了，每个学生手里都拿着一张只属于自己的课程表，喜气洋洋地走在选课的路上，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语文老师张兆利望着学生兴高采烈地走班上课，那活泼鲜亮的背影、那轻盈欢快的脚步，让他心生无限感慨：“孩子们行走在一个又一个学科教室里，看似辛苦，但走出的每一步都有自主的印记，每一步都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

　　请看高一新生的感受。

　　走班是快乐的。

　　走班让我们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走班减少了老师拖堂的次数。

　　走班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看看各班的风景。

　　我今天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很快找到了上课的教室。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麻烦很快就来了。

　　真的“走”起来，一切全变了。选课、走班、导师制……一项接一项的改革接踵而至，让人猝不及防，许多都是颠覆性的改变，几百年的学校形态一夜之间改变了，最先受到挑战的是教师。

　　开学第一天，因为选课走班，传统的行政班消失了，学生也没有了班级意义上固定的教室，再加上走班的新奇与兴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楼道里晃悠，楼梯上、过道里全是人，满眼都是学生，高一年级主任于振丽感觉晕了。上课铃响了，学生举着课表奔向自己所选课程的教室，下节课又奔向另一间教室。这样一来，老师抓不着学生了，跑遍所有的教室，也找不到几个学生，学生到哪里去了呢？

　　一个安宁的世界骤然消失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有经验的还是新参加工作的，都很迷茫、慌乱，满脑子全是问题。行政班不复存在了，以班级为单位的管理无法实施了，学生的考勤统计、卫生检查、纪律评比、作业收发、大大小小事务的通知等日常管理工作由谁来做呢？

　　有两点最让人担心，一是怕学生到处乱跑出事，二是怕学生管理不好自己的学习。“真的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感觉。”望着学生穿梭于一间又一间学科教室，刘作亮老师心中悬着几个大大的问号：他们能管好自己吗？成绩会不会下降？他们到底能不能对自己负责呢？一想到此，他心中便一阵阵发紧，每天都忐忑不安。那些日子，他满脑子里全是问题，在校园里见了校长就想问，可又不知道从哪儿问起。同年级的老师说：“刘作亮都傻了，这么聪明的小伙子，完全傻了。”

　　为了帮助学生平稳度过没有班主任的心理适应期，年级为每18名学生配备一位导师，任务是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心理疏导、学业指导。同时，年级配备一位教务员，负责学生事务管理，而全年级436名学生的考勤、发书、领取校服、医疗保险续保、体检等事务，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而导师因为与新生不熟悉，加上学生选课走班，从早到晚见不着学生，心里慌慌的。

　　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提高年级管理的水平与专业性，年级成立了自习管理、选课指导、教育顾问、评价诊断等项目组，实施分布式领导。每一位教师已经不是双重身份，而是多重身份，既要做导师，又要教学，还要承担年级的管理工作，在分布式领导中扮演角色，工作量陡然增大。

　　学校在转型，年级在转型，意想不到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柜子打不开了，校服的号码不对了，学生的饭卡丢了……由于关系一时没有理顺，分不清谁该管什么、谁不该管什么，学生的事又耽误不得，一有事老师就得全扑上去，忙得晕头转向。老师们连连叫苦：“哎哟！开学第一周，是来十一学校这么多年觉得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真有点儿扛不住了。”一天晚上，年轻教师杨茹在校园里碰到李希贵校长，连连叫苦：“哎呀！不行了，到底怎么弄啊？”李校长赶忙安慰她：“不要着急，慢慢找办法。”

　　选课刚开始时，大家似乎没有预感到这场静悄悄的危机的到来，至少没有应有的紧迫感，更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应对一个充分放开的局面。

　　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进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出去了，全是不熟悉的面孔，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坐哪儿就坐哪儿，这种挑战完全超出了老师能掌控的范围，这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地盘自给自足，一切自己说了算，这一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让他们感觉很踏实。如今，“马其诺防线”被冲破了，他们不知道这种变化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一连几天，化学老师李美强心中有些不悦，学生的表现让他感到特别不习惯。有一天，还没下课呢，一名不是他教的学生进了教室，当时他正在做总结，教室后面有一张大桌子，那名学生把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放，就学上了。“嘿，也太猖狂了！”李老师的心里很不舒服，“怎么着我也是老师啊！我这儿还没下课呢。”

　　面对无法回避甚至无法预测的挑战，十一学校的老师们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变化的速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学校里每一种变化都在加快，强劲的变革之风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改变着学校，原有的以班为单位的格局被打破了，基于班级支撑的传统保护状态也渐渐被撕裂了，那种集中、统一、垂直的管理完全改变了，一直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突然坍塌了，往日里那种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被打破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使老师们忽然有了一种失重感、眩晕感。

　　我们知道，传统教育的按部就班，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慢慢养成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安稳”态度，人们习惯了把秩序的稳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不安和焦虑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过去当班主任，学生的一举一动都不曾离开过老师的视线。现在，抓不着学生就焦虑，见不到孩子就紧张，总感觉学生处于失控、放羊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不放心，年纪大的老师更是在担心，很显然，打破心理层面的东西比打破管理层面的东西要难得多。

　　通过一连几天的跟踪采访，笔者发现，大多数老师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问题而焦虑，而是因为跟以前不一样了而焦虑，他们害怕不可预测的一切，他们需要确定性，需要触摸得到的现实感。一位老师说他感到害怕，“那份维系人与人的内在秩序感正在崩盘，我不喜欢不确定性”。另一位老师坦言：“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有更加担心，更加焦虑。”还有的老师说：“过去，我不明白时可以问，现在，大家面对共同的问题，谁也没有现成的办法给你。”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处在焦虑之中，对不确定的未来都有巨大的、不能消解的恐慌和焦虑。刘梅老师这样描述当时的感觉：从“痛”中来，缓解了“痛”，依然有“痛”。很显然，所有这些不适应、焦虑与不安，是一种成长与更新的阵痛，更是改变的开始，也许，这就是“破茧成蝶”吧。

　　那些日子里，身为改革年级领军人物的于振丽老师更是焦急，她觉得变化快得让人头晕，自己好像在一个巨大的滑板车上全速前进，在高高低低的峡谷中冲上滑下，一会儿兴奋不已，一会儿情绪低沉，一会儿欣喜若狂，一会儿陷入急躁和焦虑。种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全都冒了出来，将她包围起来。但她心里十分清楚，规则已经改变，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围墙，掀去了他们的天花板，现在发生的只是冰山一角，更为严峻的挑战还在后头，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原路退回去；要么，咬紧牙关挺过去。

　　这个时候，学校也在不断地提醒年级主任，在所有相关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之前，改革只能是徐图缓进，不要指责老师，而要体谅老师。秦建云老师每天与高一年级的老师们在一起不断地沟通、协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他们正在急转弯，180度转弯。人们常说“船小好掉头”，而他们的船太大了，然而，必须转。这样急的转弯，对于掌握方向盘的驾驶者的考验是严峻的。“只要不翻船，不论怎样磕磕碰碰都算成功。”

　　改革之舟已到中流。“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片海图上从未标明过的地区。”

　　十一学校已经走出了改革之初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

　　两种观念的对决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学校新的课程方案中，自习课增加了不少，最多的每周有13节自习课。那么，到哪里去上自习呢？学校规定各个学科教室在没有课的时候，都可以作为学生的自习室，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

　　这样的安排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度，可是对管理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规定学生在指定的教室上自习，管理起来很省事，派一位教师看着就行了。然而，这不符合改革目标。因为自习也是课，有的学生学语文需要在语文教室阅读，有的学生复习物理需要做实验，应当允许学生自己选择自习教室。可是，400多名学生分散到不同楼层的30多个教室，而且每节课都会有变化，该如何管理呢？

　　老师们不放心，迟迟不敢放开。秦建云老师找到年级主任于振丽做工作，怎么说也说不通，于老师急了，反问他：“你知道自习管理有多难吗？我们不敢放开，就是怕管不好。”可是，无论于老师怎么申辩，秦建云老师的态度丝毫也没改变。最后，于老师没办法，赌气地对他说：“要不然，你替我管！”两种观念迎头相遇，秦老师丝毫不退让，于老师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到学科教室上自习呢？不就是一个自习吗？在哪儿看书不一样啊？”

　　那段时间里，杨文学老师发现自己总是在和别人吵架，好像一辈子没有吵的架，在这一学期都吵完了。“于振丽老师急得上蹿下跳的，老发火，说话的声儿都变了。我们也很着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听着杨老师的诉说，笔者问他：“为什么发火呀？”“她焦虑了呗！我知道她心里肯定特别着急。”杨老师解释道。

　　在采访中，杨文学老师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他负责晚自习值班，由于刚开学不久，还不完全认识学生，教室里学习的学生与应到的名单对不上，急得他楼上楼下地跑，累得气喘吁吁，还是弄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到位了。杨老师急了，找到年级主任于振丽，语气有点儿冲：“这怎么行呢？得赶紧想办法呀！”于老师当时是又累又急又委屈，语气也有点儿急：“有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急什么？”两人越说越急，最后，杨老师一甩手走了。回到办公室，杨老师渐渐平静下来，给于老师发了一条飞信：“我这不是真心想帮你吗？”于老师看到这句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回复杨老师：“我能理解。”

　　当时，他们两人谁也不吭声，一会儿一条飞信，两人都比较激动，说不出话来，已经无法面对面交流。20分钟过去了，两人渐渐平静下来，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一起离开了教学楼。

　　架几乎天天吵，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尤其是侯敏华老师与年级主任于振丽，有时争论到晚上9点多仍不能休战。其实，她们俩一直是多年的好搭档，用侯老师的话说是：“于老师是非常亲和、平等的年级主任，以前，她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现在不灵了，我希望她跟校长去学学管理，赶紧扮演领导角色，赶紧拿出方案，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我们需要领导能够游刃有余地带领大家应对急剧变革中的潮起潮落。”

　　听到老师吵架的事，李希贵校长很是镇定，他笑着说：“这是两股力量，侯老师希望更加大胆，快点儿找到新的办法；于老师则保持谨慎态度，想稳一点儿。这两股力量互相制衡，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两股力量，那就坏了，太冒进，就会出问题；太保守，就又退回去了。”

　　是的，正是这个特殊年份催生出的互动，让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大家在矛盾之中寻求更多的认同，这是他们最为理想的奋斗姿态。对话让老师们彼此倾听，互为参照和印证，也慢慢地接受他人的观点。如同自然界，只有生物多样，才会有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互补，生物链才会安全稳定。一个组织，只有成员性格互补，观念互补，才会安全，才不会出问题。

　　随着一次次急风暴雨式的“头脑风暴”，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年级会议上，大家开始理性地分析问题：是思想观念未转变，还是由思维习惯造成的，抑或是自己的心理不适应。笔者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老师间开诚布公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作“让变革发生在民间”。

　　关于自习课，除了力主放开的积极声音，另一种谨慎的声音也在发出，多年来教师习惯于控制，放手便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

　　“如果只着眼于管理，事情倒比较简单，我们很容易找到办法。然而，事情远非这样简单。因为很简单，‘问题不在这里’。”秦建云老师强调。

　　“我们必须解放学生，如果学生的自习被安排在统一的教室里，管理起来倒是很方便。然而，喜欢读书的到语文教室去，喜欢做实验的到物理教室去，是不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秦建云老师问大家。

　　“是！”老师们点点头。

　　“是不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秦建云老师继续追问。

　　“是。”老师们仍然点点头。

　　“那我们就改！至于怎么管理，我们再想办法！”秦建云老师的声音立刻提高了很多。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必须把原来的路堵死!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改变那些曾经有效的、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秦建云老师的语气有点儿硬。

　　“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必须嗅出潜在的危机并看到已经发生的变化。只愿意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根本不想去应对改变，怎么行呢？”他坚持着。

　　“方法有一箩筐，但你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就用。只要能够收到效果就用，这在过去可以，现在不行了。有些方法虽然管用，能立马解决问题，但真——不能用，必须坚持课程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他一边摇头一边把“真”字拉长了声音很使劲地说出来，令在场的人感受到了它的分量。

　　“我们必须找到‘根本解’，而不能只满足于‘症状解’，隐藏的路径是我们在面对问题之初见不到的途径，一旦打破标准解决办法的束缚，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隐藏的路径。”秦建云老师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

　　“老实说，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最困难。是什么？那就是邓小平说的：‘换脑筋！’”秦建云老师大吼起来。

　　“问题是一定要先摁着了一块稳当的石头再去摸下一块石头，千万不能还没站稳就两手撒开乱摸。”老师们还是担心。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呀，第一步迈对了，不放心，结果，第二步又退回去了，感觉不对，那么，第三步就向着正确的方向坚实地迈出。慢是慢，但是，目标不能低。”秦建云老师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们试试吧！”老师们说。

　　“不要怕费事，嫌麻烦，过一段时间，还会暴露出我们想不到的问题，只要方向对了，干得少一点儿也不要紧。”他又安抚大家。

　　秦建云老师心里很清楚，不论出现何种问题，都要做出坚持目标的决策。如果退回去，用过去的办法把学生圈起来，这样做很简单，但不能这样做。完全放开，初期可能会有点儿乱，但它的意义在于，学生将在选课、走班中长大，学会处理群体和个人的关系，学会自己为自己负责。只要最初的不适应过去了，最后收获的一定会更多。

　　又过了几天，一天中午，秦建云老师到食堂吃饭，见到侯敏华老师，他问：“自习是不是还没有放开，由学生自己选择教室？”侯老师摇摇头说：“是的。”“为什么？”秦建云老师追问。“明明知道这样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为什么还这样做？”秦建云老师有点儿着急。“我们找不到办法，又怕学生出问题。”“这样很容易退回到老路上去！”秦建云老师的语气咄咄逼人。“这是年级会上说的。”侯敏华老师小声解释。“那你为什么不坚持？你为什么不发言？你的良知呢？”秦建云老师的一通追问，让侯敏华老师完全蒙了，她两眼满含泪水哽咽着，饭已无法再吃下去，但她心里知道秦老师是对的，他是真的为学生好。侯敏华老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自己没有坚持改革目标而深深自责。

　　大家处在梦被惊醒，却仍然等不来黎明的惊惧之中，感到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摘自《中国教育寻变——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天》，著者李建平，策划源创图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摘录已获授权。

　　本书为近年来难得的一部教育力作，对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改革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李建平在十一学校浸泡四年之久（约1500天），全程跟踪观察、记录了这所学校的变革历程。书中大量的细节展现了学校转型的艰难和突破，展现了十一教师自我革新的勇气和智慧。这本书回答了“学校改革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等诸多问题，也回答了社会各界对北京十一学校课程改革的各种猜测、不解、臆断甚至质疑，更向大众说明了“我们的教育正在发生什么”。掩卷读罢，令人心生无限感慨，对中国教育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本书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阅读，也适合于每一位关心中国教育的家长、社会人士阅读。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