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这套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编，特别注重收录在亚洲背景下跨越艺术、宗教与历史多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该丛书已出版第一辑，包括：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研究》、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段志强《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等五种。

    如葛兆光教授在《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中所言，“过去，中国人很少有意识地从自己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印度、蒙古等等的视角，来观察和对比自己。其实，‘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看到自我的特征，而和那些看似差异很小，甚至好像曾经共享传统，如今却各自文化独立的不同文化和国家的比较，才能使中国真正认识什么才是‘世界’，什么才是‘中国’”，借助他者来认识自我，不应仅局限于大而化之的“中西之间”，更应该把目光收近，从亚洲或东亚的视角重新观察中国，“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即是这种思路下的成果。日前本报邀请这套丛书的部分作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三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张佳、朱莉丽、王鑫磊，围绕“在亚洲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为何要将中国置于亚洲背景下观察？

    张佳：之所以提出在亚洲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是由一个基本的事实决定的，即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与周边世界尤其是亚洲近邻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存在着紧密联系。即便是在所谓的明清“闭关锁国”时代，中国依然与周边世界发生种种关联。例如，我们通常认为明代自郑和下西洋结束到大航海时代传教士东来之前，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以西的地区是比较封闭、无知的，然而近年林梅村教授有关《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对亚洲内陆的认识，让人相当惊异和震撼。这个例子说明，即便在相对而言最为“封闭”的时代，中国亦非孤立于世界之外。

    王鑫磊：是的。如果我们把研究中国的视角转换到整个亚洲、至少是东亚，就带来两点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新变化：一是文献的丰富，二是视野的扩展。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新史料的出现往往能推动历史研究跨越式的发展，从亚洲背景下讨论中国，使得域外汉文文献作为一个资料群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这些资料的利用有可能促使中国历史的研究出现全新的转向。而与新资料的出现相对应的，则是研究者需要有一种更加宏观的学术视野，一种整体性地观照亚洲的视野。

    朱莉丽：历史上关于中国的叙述，并不是只在中国范围内进行的，而是在东亚乃至更广阔的空间中展开。仅仅利用中国的史料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全部。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如何在东亚、乃至亚洲展现其形象的，作为其活动舞台的域外的史料就不可忽视。只有把域外的史料纳入进来，我们才可以从总体上研究中国，而域外文献中反映的大量历史细节，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和修正以往宏观叙事下许多也许并不是那么客观的结论。

    亚洲背景能提供什么？

    张佳：讨论亚洲背景，便要超越传统以中国视角、中国文献解读中国历史的做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开掘史料、思考问题。由于所谓“汉字文化圈”的存在，东亚各国生产和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与中国相关的文献资料。由于写作立场和观察角度的差异，这些文献往往会促使研究者提出新问题，或者对旧问题的解决起到关键作用。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很好的示范。例如上个世纪明史学界有关“朱棣生母”问题的激烈辩论，朝鲜人权近的《点马行录》就曾成为研究的核心证据。吴晗也正是看到周边文献的史料价值，才耗费心力编纂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朱莉丽：把自国的历史放在东亚乃至亚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其实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研究方法。尤其在日本学术界，已是长久以来的研究传统。日本学者普遍承认，日本的社会演进和文化形成，都是在不断吸纳大陆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离开东亚这个大的背景，日本便无法厘清自身的发展脉络。而中国，虽然在以往的历史中，更多地担当了文化传播者而非文化吸收者的角色，但它同样是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实现自己的发展的。周边和中国，是一对共生的概念。不是说我们要刻意强调亚洲背景，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或者一个文化共同体，它的形成和被定义，它的变化和演进，本身就是要置于中国之“外”的、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的。

    从周边看中国可以得到什么新认识？

    张佳：我举个例子。中国的元明鼎革与朝鲜半岛的丽鲜易代以及两国随后发生的文化变革，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联。元明更迭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东亚各国。最近整理《朝鲜通信使资料选编》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对日本的许多风俗诸如内婚、剃发、火葬、崇佛等等，有着大量的激切的讥讽。然而在早期的通信使文献如《老松堂日本行录》（写成于明永乐年间）、《海东诸国记》，却很少看到这类批评。这恐怕并非是因日本前后风俗的差异，“壬辰倭乱”所激起的民族仇恨与偏见，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是，这些后人看来有违儒家伦理的奇风异俗，在早期通信使看来并不新鲜。实际上在“蒙古风”笼罩下的高丽末期，其风俗与江户时代通信使所批评的日本，颇有几分类似。高丽时代同样尊崇佛教，同样实行王族内婚，在蒙古人的影响下自上而下地“辫发胡服”。以上这些风俗，直到丽末鲜初接受明朝影响，才慢慢发生变化，以致被后来的李朝士大夫视作骇人听闻的异俗。这个有趣的例子，很能显示东亚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关联与影响。

    朱莉丽：谈到明代的中日关系，大家最先想到的研究领域想必是朝贡贸易、倭寇以及壬辰战争，这些的确是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但遗憾的是，遣明使作为中日之间朝贡贸易的载体，在此之前却几乎不曾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他们的活动也极少成为朝贡贸易这一板块下的研究对象。在以往宏观的历史叙述下，个人的体验往往是被忽略的。但历史的细节必定是和人的日常行为发生关系的，只有通过对人的活动、思想进行研究，历史的细节才可能被挖掘出来。域外文献中的很多记载，展现了作为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行为承载者的人的活动。

    另外，域外观察者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利益归属，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的记录中保留了非常多的被中国人所忽略的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举例来说，在日本使节的入贡地宁波，各级行政系统对日本贡使的管理、接待，对贡物的检查、甄选，这些在明朝庞大的朝贡制度里，是非常细枝末节的、边缘化的东西，因此中国的史料中很少记载。但是日本使节的日记里却记得很详细。为什么？因为对于日本使节来说，宁波是他们在中国朝贡的起点，代表着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有了在宁波的铺垫，之后才是沿着大运河到北京。所以同样一件事，一个场景，对日本来说是“始”，对中国来说可能却是“末”。意义不同，记载的详略程度就会不同，当然这里面也有因视角的不同而导致的记载的“面”的不同。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太多日用而不知的东西。这些日用而不知会导致细节的磨灭，而我们对细节的忽略很多时候会导致历史认识的偏颇。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今天看待古代的中国，就像古代的日本人看中国。正因为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才去记录去研究。因此，借助这些外国观察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本国历史，并让那些被那个时代的人们因为习以为常而加以忽略的部分能够“重见天日”。

    对这一学术进路前景的展望

    王鑫磊：在亚洲背景下研究中国，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域外汉文文献的价值和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同样，对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和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域外文献的关注和研究，以及将自己国家放在亚洲背景下进行研究，可以成为亚洲各国历史研究者的相同使命。而共同的研究旨趣及其呈现出的文化交集，对于大家认识历史和现实均有积极的意义。

    朱莉丽：我认为对于日本使节和朝鲜使节有关明朝社会的观察和记录，有进一步进行比较研究的空间。在日、朝使节同时来到中国的14-16世纪，日本派往中国的是五山禅僧，朝鲜派往中国的则是两班士大夫和他们的子弟。当时日本的主流文化是禅宗文化，朝鲜的主流文化则是儒家文化，二者用来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则是汉字。也就是说，同样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日本和朝鲜对于中国文化所择取的“面”非常不同，中国文化在进入日、朝两国后，分别被捏合进他们各自的文化土壤，朝着不同的方向演进，继而又影响到此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价值判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