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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博教授曾援引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来阐释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事件史的研究思路已经被学界广泛应用，而长时段中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则少有追随者。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

　　本书内容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通常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组织的，引用材料虽然很多，但叙述上比较顺畅。

　　环境史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而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本书即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并且在19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在中国数千年来农业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战国时期就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农业发展和环境变迁。

　　在政府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体系和劳动分工可以放大或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某些地区极为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市场体系也可以把单个地区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当代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就加剧了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污染。

　　虽然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以及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观念，但环保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与人口、经济和政治等物质因素相比，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

　　作为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本书是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这些研究的观点，而有些观点则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书中经常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和个别土著民族在游耕之后补种植被的过度阐释也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土著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汉族取而代之的农业生产则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很多读者可能都会将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进行比较，这里也简单提一下初步看法。

　　首先，马立博教授更接近于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观点，很多学者将他归入加州学派。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一书中曾指出，从生态角度而言，前近代的中国和英国都处于旧生态体制之中，面临着同样的生态压力，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的资源和煤炭的开发，英国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而将遭遇19世纪中国同样的命运；在本书中他也认为中国农业虽然在19世纪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养分流失，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实现了高度成功的养分循环，这使得前近代的中国农业系统拥有远远超过欧洲的非凡的可持续性。而伊懋可教授则认为中国经历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在前近代已经面临了比欧洲严重得多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同时还认为导致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并不在于生态约束，而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其次，伊懋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而马立博教授则认为，与欧洲长期以来将自然与人类截然分开的文化不同，中国对自然的看法是非常复杂而且处于动态之中的，中国人既希望主宰自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和主张。2014年5月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中，马立博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仍然认为物种的灭绝是自然进程和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一些物种的消失。（本文作者为本书译者，本报有删节）

　　本文原载于《北京晨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