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赵园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订购）

　　谈起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很自然会想起赵园先生，她曾出版《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等多部专著。今年出版的《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仍然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续篇。

　　在赵园看来，古代中国所谓的“五伦”，父子、夫妇、兄弟居其三，系于血缘，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等关系更“天然”，是人的生活世界赖以构成的最基本的关系。所以，只有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开。明清易代之际，朝廷的更迭必然引发家庭的解纽，伦理纲常的断裂，故赵园引用了鲁迅先生对魏晋名士的评论，崇奉礼教的，“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认为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也有类似的表现。因此，她尝试从“父子”“夫妇”进入其时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首先是“夫妻之伦”。士大夫往往乐于强调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由于士大夫本有以“不事生产”为清高的潜台词，维持和经营家庭财产则成了妇女的重要责任，这使得士大夫们能够维持“读书人”的身份、体面。

　　明清易代，使稳定的夫妻伦常出现了危机，名士与士大夫开始寻求精神的伴侣，出现了冒辟疆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眉生等名士名妓的故事。尽管有些文人刻意忽略这些女性的家庭角色、身份，或贬抑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但他们的行为本身对传统夫妻伦常的冲击却是重大的，同时打破了人们对于夫妇伦理的习见。

　　特别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姻缘，经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揄扬，更成为了后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代表。赵园提醒我们，不应该过分高抬明清之际启蒙的意义，在她看来，这仍然只是对传统伦理的“挑战”，而非“颠覆”。

　　其次是“父子之伦”。朝不坐、燕不与的儒士，以想象中的朝廷为模拟对象，构建其家庭、家族秩序。以朝廷为最高典范，对“朝典”“公庭”的模拟，系对尊长权威、权力一再重申的仪式，亦是对家庭、家族秩序反复确认的仪式；既是管理手段，也是教育手段。

　　在正常时代，家庭伦理自然可以通过“化家为国”的伦理推演，由家庭的父慈子孝推衍出君贤臣忠。不过，明清朝廷的鼎革，必然对家庭、国家的伦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压力主要指向了父子之间，他们所必然面临的“忠孝不能两全”问题，既涉及忠、孝的扞格，又有家、国利益的非一致性。

　　“有其父必有其子”，由其父看其子，以其父责其子，使得某些为人子者承受了更大的道义压力。易代之际的忠臣父子、遗民父子、清初的流人父子，均为特殊境况中的父子。相较于“夫”这一角色，“子”显然更使他们紧张、压抑。

　　尽管“遗民不世袭”的说法使得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家庭有了大大的解脱，父辈对于前代朝廷的忠诚，不会成为子辈效忠新朝的负担，使易代之际的国家伦理对于士大夫家庭伦理的冲击得以减轻。不过，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促使士大夫重新反思“国家伦理”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关联与扞格。

　　赵园作为一个对社会问题抱持着关怀的知识分子，写这本书显然有回应社会的目的。我们也很容易将明清之际的伦常剧变与近代以来的“伦常之变”联系到一起。人们往往会将后者归咎于“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的破坏作用。而现代化的进程，无疑加速了“传统伦理”的崩坏速度。问题的矛盾在于，现代社会又离不开“伦理秩序”的重建，如何在“传统伦理”瓦解的背景下，重新构建“伦理秩序”，应该是赵园反思明清之际士大夫伦理的问题意识。(廖峰 大学老师)

来源：《晶报》2015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