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生物学家称他是唯一一位来自“科学”系的参会者。当我纠正他的这一说法时，我说自己来自心理学系，而他轻蔑地摆着手，仿佛我在告诉纽约洋基队的队员我也玩棒球一样。

　　长期以来科学界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某些硬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比另外一些所谓软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更科学”。因此无需奇怪在公共领域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近来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质疑到了一个很可笑的程度。美国众议院最近投票削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的预算。紧随其后，一个为《华盛顿邮报》写评论文章的作家认为众议院做得还不够，这位名叫查尔斯·莱恩（CharlesLane）的作家称：“美国科学基金会根本不应该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假设不像硬科学的研究假设那样，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或推翻。”

　　加里·古廷（GaryGutting）在《纽约时报》评论博客中引用了莱恩的评论，他认为：“物理学可以做出具体而精确的假设，而社会科学不可以，因为要做出这些假设，首先需要对实验进行随机控制，而只要涉及人，就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控制。”

　　这些说法对于像我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来说真是新鲜，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都是在通过精心控制的实验室或非实验室实验来研究人类行为。使这些批评更让人抓狂的是，发出这些批评声音的人们正在一边蔑视这些学科，一边享受这些学科研究带来的好处。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有人正在承受抑郁症的痛苦，在寻求心理治疗。他/她可能接受了认知行为治疗，而这种疗法就是通过临床的随机对照实验来验证的。

　　虐童和青少年早孕等问题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严肃问题，而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方法研究开发的干预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虐童和青少年早孕问题。

　　你是否听说过“刻板印象”的威胁？这指的是当一个人属于一个带有消极刻板印象的群体时可能会遇到双倍的困境。比如，当非洲裔美国学生在参加一项难度较大的考试时，他们担心的不仅是自己成绩好坏，同时也会担心如果自己考不好，可能意味着非洲裔美国学生这个群体表现不好。在严格控制的实验中，这种额外的心理负担屡次出现，降低了学业成绩。幸运的是，实验也提供了一些能够有效降低这种威胁的方法。比如，在一所中学进行的干预实验使得学业成绩的差距减小了40%。

　　你是否认识一个不幸无辜被捕的人？他也可能因社会心理学实验而受益，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嫌疑犯甄别和审讯中得以应用，因此降低了无辜受审的可能性。

　　实验方法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优点，就是证明什么东西没有用。比如心理学家揭穿的三个曾经流行的项目的真相：用于预防直接受害者和目击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键事件压力报告（CriticalIncidentStressDebriefing），在美国很多学校中使用的D.A.R.E禁毒项目，以及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惊吓辅导项目（Scared Straight Pro-gram）。

　　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发现这三个项目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起到了反作用。据此，这些项目变得不那么受欢迎，或者对其方法进行了改进。由于发现了这些项目没有作用，社会心理学家为国家节约了几百万美元的预算。

　　公平地说，社会科学家并非总是尽其所能地发挥实验方法的作用，比如有很多教育项目在广泛使用但没有进行足够的实验验证。但是，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正在尝试使用更好的方法。比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一些教师随机分配到一个名为“我的教学伙伴”（MyTeachingPartner）的教学项目中，或者被分配到一个控制组中，前者被设计来提高教学能力。接受该教学项目教师的学生成绩显著好于控制组教师的学生。

　　那么，社会科学就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人类行为非常复杂，不可能通过实验去全面验证人们的行为和为什么表现出这种行为。但是，对于人类行为的实验研究，是有严格控制且符合实验伦理道德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很多人因此获益，包括蔑视社会科学，认为科学仅限于研究分子的那些人。

　　本文选自丹尼尔·夏克特等著《心理学》（第三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