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属于朝鲜和韩国；同年10月25日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则属于中国。对抗美援朝战争，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铭记在心。

　　“解放台湾”是毛泽东打算在1950年内完成的任务。5月13日，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金日成到了北京。他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支持统一朝鲜的战争。对金日成的话，毛泽东将信将疑。因为苏联已经同意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而且他在年初访问苏联时也没有听过斯大林有这个打算。直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拿来了斯大林的电报，“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议”。毛泽东才明白，他在这件事上实际上已成了局外人。事已至此，毛泽东也不便多说。他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人介入怎么办？金日成回答，“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他，帝国主义不会干涉朝鲜事务。毛泽东提醒他，我们当不了帝国主义的家，也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凡事还是要有个准备。金日成表示感谢后告辞。毛泽东心里明白，朝鲜内战一开，解放台湾的事就只能推迟了。

　　在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还是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一直顾虑重重。他主要担心美国的干涉。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要求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毛泽东希望在创建海军方面得到苏联的援助。并请求斯大林派空军志愿人员和秘密部队援助，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表示：提供援助不成问题，但援助形式必须考虑。主要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干涉的口实。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在旅顺口培训，培训完毕后可以驾驶苏联舰船回中国。参谋部工作人员和军事教官，我们随时可以派。其他问题我们要考虑。1950年1月，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声明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之后，斯大林最大的顾虑解除了。经过权衡利弊，他觉得支持北朝鲜统一朝鲜比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要划算得多。要拉住中国，就必须被迫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果支持朝鲜统一，可以使苏联获得取代旅顺的、新的不冻港，也可对企图单独媾和的美国和日本保持威慑，同时统一朝鲜主要是地面作战，这与必须渡海作战的解放台湾相比把握要大得多。因此，在与毛泽东、周恩来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具体条款的日子里，斯大林已悄悄给金日成发报，请他来谈统一问题。而这一切都未告知还在莫斯科的毛泽东。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对战争的估计十分乐观，他并不认为有必要采取适当行动阻止美国扩大干涉的企图。从1月30日起，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因抗议台湾国民党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而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使安理会乃至联合国都成了美国人的“一言堂”。6月26日，斯大林否定了苏联外长要马立克参加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建议，而是指示他继续拒绝参加会议。7月1日，斯大林指示苏联驻北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不要停止推进，苏联将迅速满足朝鲜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坚决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眼看美国代表正在鼓动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斯大林几乎无动于衷，丝毫不想派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去行使否决权。对苏联的这种态度，美国人倒是十分担心，专门有人进行研究防范。而斯大林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进入到朝鲜战争中来,对美国利用联合国对朝鲜内战干涉的严重性也估计不足。因为这毕竟是联合国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

　　中国领导人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从一开始就有充分估计。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告诉他：毛泽东在与北朝鲜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中，都谈到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可惜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能够加强他们在仁川地区的防御，因为美国人可能会在那里登陆，当然，这种登陆也可能发生在半岛的其他地方。考虑到种种可能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9个师的兵力，美国军队不过三八线则罢，一旦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会以某种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军。周恩来提出，就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够给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答复，“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7日，由于苏联代表团缺席，美国代表轻而易举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当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根据英国政府指示委婉地向苏联提出，希望苏联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斯大林坚决拒绝了。斯大林的反应是，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在中朝边境部署9个师的部队。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歼击机师，部署124架喷气式歼击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

　　中国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作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以及所辖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组成东北边防军。授权空军司令刘亚楼对接收和改装训练苏联飞机、迅速组建中国空军提出具体方案。8月底，人民军进攻釜山的作战严重受阻，毛泽东开始感到形势严峻，为此，他不得不一面提醒苏联，朝鲜统一战争将长期化；一面要求军委：为应付可能到来的战争，“现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他同时两度会见北朝鲜代表，提醒他们美国多半需要在另一方向上实施登陆作战，北朝鲜必须有充分的预备力量，应付敌人可能在汉城地区和平壤地区采取的登陆行动。

　　而斯大林则寄希望于“最后五分钟的努力”。他在8月28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写道：“苏共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以及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会很快被赶出朝鲜。”斯大林的鼓励使金日成倍感温暖，他复电，“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感谢”。三天后，他下令实施釜山战役，对釜山之敌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被赶下海去，相反，他们从海上登上了陆地。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战局急转直下。9月25日，汉城陷落。美军开始大举北进，三八线以南的人民军主力面临被悉数围歼的严重威胁。苏联顾问报告，“主要由于美国空军的打击，人民军部队遭到巨大损失，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形势危急到了极点。带着斯大林撤退命令刚刚从莫斯科返回朝鲜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认定，事情到了这一步，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请中国朋友派遣1500名司机到朝鲜来帮助运送兵员和武器弹药。斯大林这时才意识到了朝鲜战局的严重性，开始焦虑不安。27日，他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斯大林严厉批评朝鲜人民军各级指挥机关在指挥和战术方面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强调苏联军事顾问必须对这些错误负直接责任，特别是拖延了撤退时间。鉴于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会责成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军队撤退。

　　9月28日，金日成召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

　　10月1日凌晨3点，即斯大林接到金日成求援信十分钟后，就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罗申发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即使在这种情势下，斯大林仍不肯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中国领导人。他在电报中表示，由于他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度假，与朝鲜事件多少有些脱离。但是，他认为，从得到的情报看，“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的部队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仍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他人着想，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他特地在电报结尾处强调：“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10月1日中午，斯大林的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同时，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给予援助的请求也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除毛泽东外，其他与会者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多大把握。但是，毛泽东仍然相信，出兵比不出兵好。当夜毛泽东起草两封电报，一封给高岗和邓华，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征；另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决定用支援军名义派出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作战，中国军队能否打败美国军队，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但他表示并不准备拖延出兵。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与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时任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后来回忆，当时大家在会上发言的基本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显然，原拟的给斯大林的电报已不能发了。考虑到必须给斯大林一个答复，毛泽东在10月3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份电报：“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对于当前处于此种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深深地感到难过；如果我们派出几个师，而敌人会迫使我们后退；由此又引起中美之间的公开冲突，而我们的整个和平建设计划将完全被打断，国内许多人会对此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好，需要和平）。因此，现在最好是忍耐，不出兵，积极积蓄力量，与敌人发生战争时这样做更为有利。我们正在召集中央会议，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将出席会议。关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派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乘飞机去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个问题，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毛泽东的答复让罗申大使感到意外。他在毛泽东电文后面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的复电表明，中国领导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先前的立场。这与毛泽东同尤金、克斯托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谈话中表示过的态度是矛盾的。”

　　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确信，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放弃北朝鲜，对苏联在远东利益无疑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所以，应鼓动中国挽救北朝鲜。当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害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

　　毛泽东在持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不愿出兵的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晚打不如早打。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仗不是不能打。彭德怀的回答，让毛泽东感到很满意。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兼政委。同时派遣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协商有关装备问题。7日，毛泽东请苏联大使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初步决定出兵朝鲜，但不是6个师，而是9个师，不是马上派出，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请斯大林接待他的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同他们详细商谈。

　　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统一”朝鲜的决议。对此，中国中央政治局在24小时后终于作出了反应：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下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

　　今天看来，导致中国出兵朝鲜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敌意行动。朝鲜内战爆发后第二天，杜鲁门即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当然使中国无法置身事外。就像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所说的那样，“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特别是仁川登陆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边境。这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战争的威胁。美国著名学者邹谠说，“且不论苏联在北京发动对台湾的预定进攻之前就攻击南朝鲜是作了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在朝鲜的入侵导致了台湾海峡的中立化。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北京对美国的敌意。……它不能不影响北京的决定。它不能不使莫斯科劝说北京干涉，与劝说北京把美军逐出朝鲜的工作相比更轻松些，如果需要劝说的话。”“就这样，在1950年年末，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个大厦变成了瓦砾堆。……它曾劝阻北京不要干涉朝鲜；但是，联合参谋长们所同意的、艾奇逊也犹犹豫豫地同意的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的挺进却把北京拉入了战争。”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艾伦·惠廷说得更实在：中国出兵朝鲜“并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一种真正的对国家安全的危机感”。

　　在看到毛泽东同意出兵的电报后，斯大林给金日成发报对中国出兵的原因作了分析，中国准备派几个军支援朝鲜，“同时我认为，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出兵，是因为中国关心防止把朝鲜变成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跳板”。斯大林还提出几个“国际性考虑”：美国目前尚未准备好进行大规模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尚未复活，无力给予美国人军事援助；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将被迫接受解决朝鲜问题的以下条件，即对朝鲜有利的条件和不使敌人把朝鲜变为自己跳板的条件；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将被迫不仅放弃台湾，而且将放弃与日本反动派单独媾和，放弃恢复日本军国主义，放弃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跳板。“而且我也是从下述情况出发，中国依靠消极等待不会得到这些让步，不进行严重斗争，不重新威严地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国不但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而且甚至得不到台湾，美国人把台湾作为跳板控制在自己手里，不是为了蒋介石，蒋介石没有胜利的希望，而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明天的军国主义日本。……当然，我还考虑到，尽管美国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仍可能卷入大规模战争，因而会把中国拖入战争，同时与中国签订的互助条约的苏联也会卷入战争。这可怕不可怕？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斯大林要求苏联驻朝鲜大使把电报念给金日成听，允许他作记录，但不能把原件交给他，因为它具有“特殊保密性”。

　　斯大林对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十分警惕，这也是他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的重要原因。但斯大林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力求做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强人所难又力图不留把柄，今天，当这些电报都公布时，他在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已一目了然。

　　也许斯大林过于瞻前顾后了，在中国同意出兵朝鲜后，斯大林又突然改口：苏联空军未做好准备，暂时不能出动。其原因很可能是美空军于10月8日带有警告性地“误炸”符拉迪沃斯托克基地，使斯大林担心会卷入与美军的直接对抗。心中不怅的毛泽东当即派周恩来赶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表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出兵需要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中一面肯定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进行空中掩护，一面又对立即出动空军表示困难，声明至少有两个月到两个半月时间才有可能给予掩护。斯大林明确告诉周恩来与林彪，在目前的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

　　在无法得到苏联提供空中掩护的明确承诺之前，周恩来倾向于采取不出兵方案，并向北京报告。

　　毛泽东接电后，即下令暂停执行有关部队出动的计划，电召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13日，高岗和彭德怀赶到北京，他们虽然对苏联暂时不能给予空军支援感到意外和不满，但对让金日成到东北来建立流亡政府，把美国人放到鸭绿江边上来的前景，同样深感不安。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兵朝鲜有利。毛泽东将讨论结果于当日通报周恩来：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打和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13日，苏联大使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斯大林，尽管斯大林对此将信将疑，但他还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昨天要他北撤的电报。14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年后，当时在场的陈毅回忆说，斯大林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10月14日，斯大林给金日成发报。“中国同志经过犹豫和作出了一些临时性决定之后，终于作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我很高兴看到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有利于朝鲜的决定。有鉴于此，您所知道的中苏领导同志会晤时提出的建议，必须撤销。有关中国出兵的具体问题，您必须与中国同志共同商定。中国军队所需技术装备由苏联供应。”

　　整整半个月时间，在出兵与不出兵的问题上来回摇摆，足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一直是不希望介入朝鲜战争的，中国最后参战完全是被逼上梁山。迫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年轻气盛的金日成、接受了冷战意识的杜鲁门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而作出这一决定的最终考量，则基于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全面权衡。

　　停止摇摆之后，决策和行动便开始变得坚定。10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会议再度研究出兵问题，当日下定最后决心：入朝部队于次日出动。

　　《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 》，王湘穂，乔良 著，国防大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09月28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