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润远先生的专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不久前，我认真阅读了这部图书，阅读之后，令人惊叹，在如此宏大的标题之下，甘先生奋力构建出一个足够宏大的理论体系，其心胸广阔，目标极远，非一般体制内学者所能相比。

　　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理论以来，学术界的分工日趋细密和琐碎。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种情况，正如西谚所说“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而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要说跳出学科藩篱进行反思，就连对自己学科抱有一种整体的认识也已成为奢望。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却也是令普通知识分子绝望的时代。

　　而就在最近几年，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多个学科的领军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项工作，即重新转向宏大叙事，重新努力构筑长时段、跨地域、跨学科的理论范式。比如，有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等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有经济史家诺斯写的《暴力与社会秩序》，有政治学家福山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有历史学家迈克尔•曼写的《社会权利的来源》，有人类学家戴蒙德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等。

　　上述这些著作都试图回答一些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宏大问题。例如，人类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秩序的演变过程和动力是什么？等等。这些著作各自从不同角度构建理论，寻求实证证据，工作量与作者的野心呈现加倍增长的关系。可以说，每一本著作都耗费了研究者的毕生功力，几乎把他们拖入了一个个看似不可填满的“黑洞”之中。

　　因为这些宏大目标本身有着巨大的智识吸引力，所以，无论作者和读者都会被这种全面和整体阐释人类经济、社会、历史秩序的企图所吸引，从而无怨无悔地投入研究精力。虽然世上罕有人无所不知，研究范围能涵盖古希腊到当今社会，但是为了这些终极目标，各个学者都尽可能地吸收相关研究，寻找实证材料，补充完善自己的框架，集百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言。

　　甘先生或许并不完全熟悉这些同时代学者的最新成果，但他孜孜以求的钻研，有意无意地也成了这股宏大叙事复兴浪潮中的一员。他并非体制内学者，也无意推进某个学科专业的发展，只是为了纯粹知识的兴趣而研究。正因为甘先生没有学科范式的约束，就能更大胆更自由地追求终极理论目标。他这本书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总体上解释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而这是一般经济学家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甘先生认为，经济社会系统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主体。微观层次的主体是企业，中观层次的主体是产业，而宏观层次的主体是国家。甘先生不仅研究经济系统，还把它推广到国家与社会系统，进而延伸到文化、政治等各个子系统。此外，甘先生还注重社会系统演化的动态过程，从企业演化到产业升级再到国家历史发展，从中提取出社会演化动力，这些论述与他的系统分析一起构成了经济社会系统的动态演化框架。

　　在前述那些研究里，无人不重视经济活动，却又很少有人把整个理论框架建立在经济体系之上。在迈克尔•曼看来，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分别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经济只是其中之一；而福山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有效国家、法制和民主问责制，经济基础同样让位于法律权力。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但要研究根本性问题的话，还要走得更远，需要追溯其历史本源。

　　而甘先生走了另一条路。他的研究脱胎于系统论、进化论、企业理论、组织理论等，这既与他的出身背景以及实际工作经验有关，同时也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反思。当年国门初开，众多学子求知若渴，尤其偏好能打通串联不同学科的知识，其中最受欢迎的知识就是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简称“三论”。这三种理论颇为灵活，又有坚实的数学基础，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但随着眼界渐开，大家对西方主流学术日趋熟悉，就纷纷陷入更深、更专门的学问之中。比如，信息论主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可今天大家已有能力把信息和知识加以分类归纳，同时采用不断进步的计算机和数据库来处理信息，再不用抽象地讨论信息。久而久之，当今学界已很少有人再谈论这几门学问。而甘先生却坚持不懈，仍采用这些经典的系统化理论，辅以新兴发展的经济学知识，试图重构一套经济社会的系统理论。

　　几十年过去，今天重构的系统理论当然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对每个系统的边界、机制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认识都要比过去充分得多。以企业理论而言，几十年前很难想象知识本身和知识的交流会对生产过程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足以称其为“新经济”。新经济和建立在新经济基础之上的企业实践，在许多地方都能对系统论的思考给予支持。所以甘先生这本书所采用的框架似旧实新，熟悉的概念背后被赋予了很多新的描述。

　　当然，如此富有野心的一本书注定不可能面面俱到。甘先生详细论述了自己所采用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限于篇幅没能收入更多实证材料。据甘先生说，他的实证依据大约足可以再出一本书。我丝毫不怀疑这点，只是觉得再出一本书恐怕还是远远不够，可能需要许多本书才能有效地支撑起这本巨著。

　　现在的《螺网理论》，甘先生自称是一本“演化图景”，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本“理论大纲”。《螺网理论》一书比较详尽地分析了经济系统，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而它在甘先生的理论框架中只是一个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并列的小系统而已。每一个子系统都自成一格，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后又凝聚成更高层次的系统，此过程不断累加和变化。由于每个子系统都不同，人们需要对每个子系统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讨论宏大叙事的欧美学者，即使跨界做研究也会小心翼翼，只能跨一小步，而且要用更大精力来论证这一小步的合理性。而甘先生的研究不受学科、流派的限制，显得不拘一格，常常在不同学科间自由跨越。也正因此，才使他能够走得如此之远。我为甘先生担心的一点是，每个子系统内部和之间的环节，一定还需要大量的实证工作做支持论证。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甘先生论述的有些环节与目前学界的主流研究潮流不谋而合，而更多环节还是所谓的学术空白，有待未来的研究者开拓。而这些未完的实证工作之艰巨，数量之庞大，恐怕比甘先生想象得还要多。

　　所以，尽管甘先生的这本著作开辟出了一整套社会经济理论，但却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勾画出了整座经济学大厦的基本轮廓，至于这座大厦的细节描绘和具体建设工作，还有待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继续艰苦努力才能够最终完成”（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57页）。通读整部《螺网理论》，从作者已经落实敲定的部分来看，论述十分精彩；而更多尚未来得及实证的结构，依据波普的证伪理论，目前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说是假设，其中可能还包含有矛盾和错误。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应该为甘先生的勇气和努力喝彩！

　　纵观历史，从柏拉图到亚当•斯密，从笛卡尔到休谟，人类学术的重大进步无不由独立学者推动。从这点来看，我认为，独立学者的求知精神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根本动力”。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