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田洪、颜晓军、徐凯凯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定价168元
 
　　在古代讯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艺术品仅属少数人珍密宝玩之奢侈品，所以一流的书画鉴赏大师历来就是极为稀缺的特殊人才。随着近代影印技术的发展，加上清宫秘府藏品的外流以及公开展览活动的普及，使得书画爱好者更方便观摩到历代艺术珍品。那些有着传统功底的学者便如北冥之鱼，化为鲲鹏，一时涌现出不少鉴赏大家，特别是八十年代全国文博机构数万件书画藏品的巡回鉴定工作，又让七人小组的眼界与水准大为提升，同时也谱写了一段艺术史上的佳话，可以说古往今来，几乎并世无双。而与之相对应的，台湾地区丰富的书画藏品也造就了一座高峰，那便是艺术史论界所熟知的傅申老前辈。

　　傅申先生美术系科班出身，拥有扎实的书画基本功，而立之后赴美深造，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耶鲁大学副教授、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等职，著述颇丰。近两年来，傅先生又受聘担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并开设“中国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系列讲座，前后达四十五天之久，又受邀至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鲁迅美术学院、吉林大学等各地院校和科研机构巡回演讲达三十多场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将其中最重要的十二场演讲整理汇编成了这部《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巨著，书中涉及书画鉴定的基本要旨与家法、旧传黄公望作品《雨岩仙观图》的真伪、怀素《自叙帖》的重新鉴定，日本所藏五代、宋人书画的考辩、黄庭坚《砥柱铭》的分析、《富春卷》与《剩山图》相互关系的原委、董其昌与龚贤、前新安派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一系列艺术史话题。傅先生思维缜密而论证雄辩，讲解方式又风趣幽默，使读者翻阅此书如同当面聆听受教，获益匪浅，每讲末尾并有主持人及听讲者与傅先生的问答互动，可以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于所讲议题的认识与理解。

　　此书的出版可谓正得其时，因为艺术事业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的协同发展，然而创作的兴盛与鉴赏的缺失常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特别是当代艺术教育轻视书画史论人才的培育，以至于使艺术鉴赏成为一门封闭在象牙塔内的高冷学科。《历代名画记》中有云：“收藏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皆好事者之病也。”龚贤亦曰：“作画难，而识画尤难，天下作画者多矣，而识者几人哉！”由此观之，好事者沉痼难医，艺术鉴赏重要性亦亟需重新认识。比如，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艺术史中声明显赫的“顾、陆、张、吴”与“荆、关、董、巨”，其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张彦远和郭若虚二人的品评。不过傅申先生也说到书画鉴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历代鉴赏大师如华衮斧钺般的褒贬增削，其基础都源自烂熟于心的艺术史知识储备与洞若观火的书画理论素养，张彦远自称“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王微则说“吾性知画，盖鸣鹄识夜之机”。除了这些必备的专业技能外，还当通晓文学、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旁及服饰、建筑、音韵、材质等诸多学科，其难度可想而知。古人又云“要明跋尾印记，乃是书画之本业耳”“精通者所宜详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议乎画”“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惠者，岂可议乎知画”等等，亦可见门槛之高。而曹植提出的“有南威之容，方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更是要求艺术鉴赏家首先具备一流的创作能力。传之当今，讲习艺事者愈众，而具备以上功力者几为凤毛麟角。

　　诚如傅先生本书中最后一讲中所说，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虽然“古人学问无遗力”，但受限于匮乏的讯息环境与落后的技术手段，书画珍品总是“可遇而不可求”。晚清民国至解放初，拥有雄厚文化根基的学者迎来了历史性的成长机遇，因缘际会，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时期内群峰并峙的罕见盛况。可惜繁华易逝，七人小组五人作古，文化传统的断层与完全功利化的市场导向使得后来学者内心渐趋浮躁，尽管当今进步的印刷技术与完备的博物馆、图书馆体系使我们拥有极为丰富的图像资源与唾手可得的文史资料，如此殊胜的机缘环境却未能造就新的巨匠大师，其内在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最后，建议凡有志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学人，购藏这部著作，《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可与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辩》、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谢稚柳《中国书画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刘九庵《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中国历代书画真伪对照图录》、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等名著一并研读学习。“无舆马无以致千里，微舟楫无以绝江河”，君子“善假于物，方能造极”，相信傅先生此书亦如破暗指路之明灯、漩流巨嶂之津梁，助益后来学者，顺利登顶。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1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