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凯瑟琳·麦考米克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借口购买“最时髦的”衣物，实则悄悄购买大量避孕膜，然后请当地裁缝把这些避孕膜缝到新买的精致时装里，再精心包装，塞满八大箱子后，踏上归途，一路上小心翼翼，慷慨地用小费打点着各色人等。这个“贵族”“走私犯”“叛逆者”最终乘着出租车来到了桑格的节育诊所，而车后拖着的是全世界包装最精美的一千个避孕膜。

　　这样的细节乍一看令人忍俊不禁，细一想又让人颇为感叹——那只是避孕丸诞生过程中，无数小插曲中的一段而已，类似的情节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

　　如今，避孕丸早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药物之一，新的避孕技术也在不断出现。然而，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一颗小药丸，却不知经过了多少曲折，跨越了多少偶然。这本书正是要提醒我们，这颗“魔丸”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诞生着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举”，而其象征的平等权益和人身保障观念的实现更非一帆风顺——促成这颗“魔丸”诞生的四个主要人物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根本就是“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避孕丸的发明则是他们在政治、宗教等诸多力量交织的背景下，排除万难，实现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互相结合的奇迹。

　　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大多数中国读者（包括受益于避孕丸之便利的广大妇女）对于本书中的四个主角，也许一无所知。用钱钟书的俏皮话来说：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为什么一定要问这蛋是哪只鸡下的？本书的作者却没有如此玩世不恭，他执意要让人们记住那些历史上曾经造福人类、推动文明进步的人物。不消说，书中这四位主人公各自的人生故事，单独看都可以是一部传奇；而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原本出身、性格、信仰、身份等截然不同，毫无交集，甚至各自都有些寂寥的四个人，却因为对于一颗药丸的求索，走到一起，达成黄金联盟，并从此名垂青史。拥有天才智商却名声不佳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和本已功成名就却敢于挑战天主教会权威的虔诚教徒约翰·洛克医生，共同推进了避孕丸的科学发明和实验的突破；出身贫寒却充满个人魅力的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和有着显赫家族背景但个人生活极为不幸的大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两位各方面都反差极大的女士，又一起为这项技术发明赋予了悲天悯人的公共关怀。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现代科学技术一往无前的力量，即那种被史华慈称作“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式的冲动，能够和锲而不舍的人文精神互相映照，似乎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文明最理想的结果。然而细思之下，在当时的美国，研制这颗药丸的失败率极高，如果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成功的希望将无限渺茫。要不是平克斯被迫离开哈佛，遭到主流科学界的唾弃，他不会在政治、宗教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依然孤注一掷地冒险投入避孕丸的研发，也不会与制药商建立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研发和测试必要的药物材料支持。要不是桑格一路狂热不羁却奇迹般地不断得到姐姐、丈夫、情人的帮助，她将无法挣脱贫困的命运，走上推动社会变革之路，更不可能及时制定正确的策略，并觅得所需资源以达成目标。要不是麦考米克为遭受精神分裂之苦的丈夫寻求新的医疗方式，她不会接触到激素治疗法；倘若不是她丈夫早早过世，留下巨额遗产，她也不可能将精力和大笔资金投注于节育运动中，并在桑格疾病缠身后，成为运动的中流砥柱。要不是洛克开办不育诊所，以其虔诚天主教徒的身份和严肃的性格，他绝不会意识到节育的迫切需求，进而开设周期避孕诊所，避孕丸临床测试也不会有第一批试验者，当然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波澜起伏的画面了。

　　除了发生在这四位主角身上的故事，政治、宗教、社会等交织成的大背景里还有着涉及这场改革的无数情节。《 反淫秽法》对于美国社会具有长期而广泛的影响，该法将“淫秽”定义得极其广泛，并曾一度被解读为既禁止出售避孕用具又禁止传授关于避孕的知识。尽管美国的法律不断受到释法的挑战，但在20 世纪中叶，对任何避孕技术的研发而言，《反淫秽法》都是一道坚硬的壁垒。然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项立法加上天主教会对于节育的坚决反对，反而成就了这四位“社会异类”，他们在没有任何政府资金和企业赞助的情况下，顶住舆论的巨大压力，最终完成使命。这其中虽然有若干偶然因素，但还有一个更广阔有力的历史社会背景：二战之后，人们对于两性平等、性爱和家庭结构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家庭，而不只是妇女，都有节育的需求。与此同时，婴儿潮引发的人口爆炸也开始成为各国政要聚焦的议题，就像书中提到的，波多黎各、日本等地都在积极采取行动应对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即使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反淫秽法》以及各州政府的相关法案也都在慢慢瓦解。另外，在医学界，一方面，激素研究的进步和人工黄体制剂的发明，使得避孕丸的发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临床实验制度的尚不健全，也让平克斯有机会在相当有限的测试条件下，获得当局批准，从而在另一种奇药沙利度胺的惨剧尚未波及美国时，就打开了避孕丸的市场。

　　本书作者乔纳森·艾格的过人之处在于，将发生在四个主要人物身上和身外的千头万绪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他明智地将本书分为多个短章，每一章节既有各自的独立性，仿佛多个短篇小说，又彼此相关，积沙成塔般达至最终的高潮。同时，他使用平白、明晰而不乏幽默的语言，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既轻松自然，又丝丝入扣。整段阅读的体验就像这颗“魔丸”的发明过程本身：它并不是科学家或社会改革家一次又一次拍脑袋的结果，而是若干块拼图被无形的手凑在一起，奇迹般地勾勒出一幅美好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英文名是The Birth of the Pill，如何确切地翻译成中文，颇需斟酌。口服避孕丸在英语中俗称birth pill（直译出来是“生育药”，而非避孕药），简称the pill，因而英文书名既简单明了又一语双关。将中文版书名定为《魔丸的诞生》，能体现出这部传记类作品的雅俗共赏。然而，与我们在中文世界中常见的长篇报告文学不同，本书有详尽的注释和摘选书目，这使得它宛如一部严肃的研究报告。作者艾格曾任《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书中的一点一滴都是艾格以其严谨的职业精神，对历史材料加以广泛详细的查证，对故事中所涉及人物的晚辈、遗属、同事、传记作者等进行多次深入访谈的结果。在我翻译正文时，艾格俨然就是个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喝着香槟，向我娓娓道来的小说家；而在我翻译注释和摘选书目时，他仿佛又成了一丝不苟的侦探，书桌上堆满了泛黄且夹着无数标签的书册和手稿，密密麻麻的笔记一本接一本，面前或许还有一块白板，像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案件分析场景，上面贴着许多人的照片，列下了各种人物和线索。也正是因为艾格如此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本涉及严肃题材的传记类作品才显得如此生动而有趣。而类似麦考米克“走私”那样的情节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抗日战争时期，爷爷失业，支撑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奶奶身上。有好几年，奶奶每天都要把从上海西郊收购的大米等食材缝入自己的棉袄棉裤，徒步穿越大半个上海，更要躲过日本兵的关卡，最终把这些食材送到如今九江路上的一家饭店，以此养育三个孩子。一位普通母亲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位社会改革家——尽管在社会意义上还有大小之分，但她们同样值得尊敬。更何况，那些推动社会改革的人，那些希望以科技进步带动社会进步的人，不正是为了普罗大众的健康和自由？

　　这本书属于他们，也属于所有追求爱和希望的人们。（语冰）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