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公法的诞生：西耶斯政治思想研究》，乐启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定价58.00元
 
　　国内学界研究西耶斯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1789年初，冬季的阴冷似乎丝毫没有妨碍法兰西大地业已点燃的政治激情。召开三级会议的集结号正式吹响，会议的形式与程序就在此时确定了下来。首都巴黎——政治信息的源地和公众舆论独一无二的中心，各种消息或流言通过报刊、小册子、歌谣、打油诗、招贴、漫画，以及咖啡馆和罗亚尔花园等社交场所的口头交谈，在社会上漫天飞舞。1月份出现在街头的匿名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只是这个时期如潮涌现的众多小册子里的一本。但是，它凭借切中时代敏感的话题，以及雄辩激昂的语言，从万千小册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公众舆论热捧的中心。以往籍籍无名的作者，瞬间搅动了启蒙后期已陷入相对平庸和固化的巴黎文学界，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他就是西耶斯。

　　历史上转折激荡的时期，往往是思想创造活跃、传奇故事迭出的时代。18世纪中期以降直至19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历史上即是这样一个大转变时代。这位被称作西耶斯（1748-1836年）的中年神甫，恰好十分幸运地赶上了时代的跌宕起伏：他的前半生，是法国社会整体思想气候变化的时代，对宗教权威的盲信消退，批判与理性精神日益成长；他的后半生，则是实体的法国社会地覆天翻的时代，先是风云激荡的革命十年，接下来是政治及体制令人眼花缭乱的变易更替。此时即将爆发的大事件，差不多正好将他的人生分割为上下半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具有历史纪元意义的时代分割点上，尽管其貌不扬且拙于演说，但时代的因缘际会，加之人生前期养成的才华、雄心和观念，让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眼看就要在安稳与平淡中度过一生的神甫，走上了历史的潮头，扮演了重大事件开启与锁闭者的历史角色。1788年和1789年之交，他撰写的小册子，成为革命动员进程中一面醒目的旗帜，并构成了革命爆发之初重要的议题之一；1798年至1799年革命陷入进退维谷之际，他策划雾月政变，扶植强人，结束了十年的革命动荡。但紧接着被强人拿破仑逐出权力舞台之后，西耶斯很快埋没在席卷而来的历史层累之下。

　　在后世的历史撰述里，他的声名也不特别煊赫，既不能与文学前辈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大人物相媲，也无法与罗伯斯庇尔、丹东或拿破仑等革命时代的同侪相比。他在大众中的知名度甚至连虚荣矫饰的罗兰夫人也比不上。这是因为，他没有启蒙大佬们那样传之后世的伟大作品，成为文学史或思想史不可或缺的篇章；他停留在历史聚光灯之下的时间极为短暂，且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掌握权力强势地塑造政治进程，给历史留下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迹。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低估西耶斯的历史地位。他在革命初期提出的政治方案与制度安排，如成立国民会议，取消等级制、建立国民自卫队、重划行政区等，不仅规制着革命的进程，而且影响绵延至今。更重要的是，作为“1789年原则”举足轻重的构建者，他提出的重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种种设想，深深地嵌入现代法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在近150余年法国的政治重构与思想争锋中不时地激起反响。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现代法国公法的诞生：西耶斯政治思想研究》，对这位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较为周祥细致的归纳，是国内学界研究西耶斯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西耶斯政治思想研究》主要聚焦研究对象的政治思想，全书分为两部分：首先简明扼要介绍了西耶斯的生平经历，接着以“权利”“国民”“主权”“代议制”“制宪权”等政治概念为核心，爬梳了他在这些方面的论说和创见。在作者看来，西耶斯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如自由而具有交往性的个人、国民代表制、国民制宪说、公民的法律和政治平等，“为现代法国公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哲学基础”。作者为“革命的西耶斯”的政治思想描摹了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图像，其中许多情节叙述与理论分析读之引人入胜。

　　“革命的西耶斯”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与布里索、孔多塞乃至罗伯斯庇尔等其他诸多革命同侪一样，他们身前联系着18世纪，身后接续着现代法国。旧制度的法国何以制造出“革命的西耶斯们”？这是西耶斯研究难以回避也是当今读者们关心的话题。作者没有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原则到理论原则，将西耶斯与先哲前贤作简单的比照，“求同去异”在两者间建立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诚如所言，西耶斯绝非具体某一个或几个启蒙人物的传人，而是来自于18世纪法国社会与思想意识整体转变的时代氛围。旧制度法国是按等级和特权组织起来的社会，它们是传统社会存在和赖以运转的基石，在观念中是合理的存在。但递及18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的知识变革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法国社会自身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首创精神和愿望增多，教育与文化传播日益广泛。急剧扩大的社会（向上）流动需求，遭遇的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遗存的狭隘僵死的社会组织及其原则，使后者看起来不仅不再合理，而且令人难以忍受，社会怨恨由此滋生，西耶斯的人生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家庭为其安排的教育和职业路径，他的阅读偏好与思想状态，他的社会期望和可能限度，是这个世纪一个中等精英群体所共有的。这位家资颇丰且有庇护者有力提携的神甫，对现状尚且时感不满与不公，况乎其他众多等而下之者。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不期而来的”革命将他们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在描摹西耶斯的政治思想时，该著采用的是惯常的观念史研究范式，对他一系列政治观念作哲学式的归纳和解读。但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也没有像此前一些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那样，否认事件对西耶斯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而是再三强调他是一位在实践中前行的理论家，“西耶斯始终在反思大革命及其面临的困境，并不断调整其政治方案”，“在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时，始终伴随着对其他政治理论的思考、批判甚至否定”。众所周知，大革命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创造进程，没有过往遗留的经验可供参考。革命启动之后，事件也会产生自身的动力，其演变进程和应对之策，无法事先预料和构想，只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形加以思考。因此，除革命前夕几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之外，他并没有鸿篇巨制的政治学著作，对政治原则和体制构建进行精致清晰的阐释，他的政治和宪制观，是他在革命实践当中或经历各种事件之后思考或反思的产物，是只鳞片爪的，这反映在他凌乱且具体写作时间难考的散碎手稿上。有鉴于此，结合革命历程及其个人的立场和境遇，考察他政治思想的形成以及在其间微妙的变化轨迹，是条非常艰难的研究取径。

　　今天，西耶斯曾经思考的许多政治议题在法国早已落为体制。但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以来法国一波三折的政治进程。我们要评估大革命及其思想遗产，我们要理解现代法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乃至我们要判别政治价值和立场的分野，厘清和了解西耶斯的政治思想无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05月30日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