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忆往》，陈美林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78.00元

　　去年12月的一天，笔者又一次登门拜访南京师范大学已退休多年的资深教授、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先生，得先生赐赠刚刚印制出厂的新著《学林忆往》（下文省称《学林》）一册。因忙于毕业论文撰写、考博等事，到今年3月底方始展读；及至合上本书，不由感叹：此真传信当代新儒林之力作也！

　　《学林》是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回忆当代学人文章之合辑，各篇涉及陈老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的学人，既有夏瞿禅、陆维钊、沙孟海、任铭善、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等授业恩师，又有唐圭璋、吴组缃、何满子、蒋星煜、何泽翰、钱仲联、吴调公、杨健侯、陈鸣钟等前辈学者或学界好友，可谓极一时之选。由陈老的文字，不仅仅可以觇得跌宕的历史大潮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学人往事，更能对学术史的演进脉络有一实实在在的亲切感知。

　　回忆掌故类文字，真实性是第一位的。由于亲历者年深日久记忆模糊，或者有所避忌言之不详，甚至曲笔文过饰非、掩盖真相者也并不尠见。《学林》一如陈老撰作的学术专著一般讲究无征不信，竭力避免了上述种种疵病，这突出表现在记述夏承焘先生的几篇文章中。夏承焘先生是陈老在浙大读书时的老师，当时学生数量极少，师生间接触很多，比如陈老就曾和瞿禅先生一起参加过1950年浙大师生参观嘉兴“土改”、1951年赴安徽五河县实际参加“土改”、1952年“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等政治运动，朝夕相处；又在1961年陪瞿禅师游过苏州。事皆亲历，却并未直接以自己的记忆组织成文，而是以夏老《天风阁学词日记》和《天风阁诗集》为经，“以夏证夏”，辅以夏老给作者的书信、墨宝等对夏老记载简略处予以丰富充实，或对其误记处加以补正，从而能够保证所记皆符合历史真实。如《和夏承焘老师在“运动”中》一文，作者在文章起首就开宗明义地表示：

　　1950－1953年、1961年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下称《日记》）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我与夏师一起参加的有关活动，夏师都有记叙，并出现了我的名姓。……至于夏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部分至1965年8月为止，晚年与我的联系，不可能再从《日记》得到印证，但夏师给我的十余封信及三帧墨宝，却全是1974年恢复联系后到1986年夏师逝世前所写，亦可参证。本文拟以1950-1953年期间夏师的《日记》为线索，对我与其一同参加的“土改”、“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略作回顾。（《学林》第28-29页，下引本书只标明页码）

　　下文第一部分便以夏老自己的记录为开端，逐一详述参观“土改”的行前动员、奔赴嘉兴、县委接待、实地参观等各个环节。夏老在真西乡的生活“另有日记”，可惜“已佚”，作者就以《天风阁诗集》中此期所收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偕浙江大学中文系友生参加嘉兴土地改革，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作杂咏十二首》组诗补充之。但作者并不迷信夏老此诗，对诗题中的“参加”二字，就以《日记》中1950年12月2日“午后中文系开系会，商下乡参观土改日期”；12月27日“理行装，预备明早赴嘉兴参观土改”二则日记来证明诗题“参加”之误。此正是笔者所云“以夏证夏”，因为“去嘉兴仅仅十余天，是不可能完成一期土改工作的（据此后去皖北五河参加土改的实际情况看，完成一期土改工作大约需要一个半月左右）”，《日记》中记载在嘉兴起讫时间为12月28日到1月10日，“在嘉兴时日不多，不可能参加土改，只能参观土改”（第29页）。“观”“加”一字之误，就涉及到建国初期夏承焘先生思想转变、亲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确切时地问题，作者并不武断地直截给出结论，而如此细致地分析出来，足见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本书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记人记事此详彼略，呈现出“互见”风貌。全书因是不同时间先后写就的单篇文章合辑，难免会有部分文章涉及同一件事、同一些人。令人欣喜的是，作者虽未刻意对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进行改动以就所谓“体例统一”“风格统一”之类的要求，但因写作之时就注意到了按照叙述对象的侧重不同来剪裁材料，故一篇篇读下来，不仅没有重复累赘之感，而且能够通过数篇文章详略不同的片段，建构起对某事或某人完整的感性认识。如本书中提及作者26岁奉调苏州重办江苏师院中文系事，都会涉及到钱仲联先生，并有《追忆钱仲联先生》《从一帧照片谈起——钱仲联先生一二往事》的专文。在《记夏承焘老师一次讲学活动的前前后后》中有这样一段话：

　　建国初期，1950年2月11日见到钱仲联托人捎来的两首诗，“念其困窘，无从相助”，当得知东北地区来招聘教师时，夏师于2月13日、16日两次写信给钱仲联，劝其“往东北任教”、“来杭考东北中学教师”。钱仲联未来杭州应聘，夏师依然关心他的出处，后“从常熟女生宓莲芬处，知钱仲联解放前在常熟乡间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近似在常熟文化宫”（1953年3月22日）旋又从友人处得知“仲联在大南中学任教”（1953年11月5日）。1956年8月，夏师赴北京参加高校教学大纲讨论会，会议间隙，还“与柳湜部长说钱仲联事”（8月17日）。两个月后，“得仲联函，已调往扬州江苏省文化干部学院师资培训班任教”（10月15日），后又调至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专事编写函授教材。（48-49页）

　　这一段文字读来颇令人疑惑：何以钱仲联先生这样解放前就已知名的学者，解放后至“反右”前这段绝大部分旧教授尚未受到什么政治冲击的时间，就已生活、从业如此艰难？甚至在夏承焘先生找到时任教育副部长柳湜为钱先生说项，其仅“调往扬州江苏省文化干部学院师资培训班任教”——还不清楚是否因夏老的帮忙才得以实现本次工作调动的——仍无较大改观？

　　而在《从夏承焘老师的一首诗谈学位和职称》一文中，作者在讲述自己1958年赴苏州重办江苏师院中文系时的职称情况有云：“我所在的院校，有一位先生曾在汪伪中央大学任过职，虽然彼时已定为教授，但建国后只定为不属于‘职称’四个档次的‘教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方始恢复。”（71页）这里不免令人心生疑窦，难道钱仲联先生就是在汪伪中央大学任职的那位教授？直到《追忆钱仲联先生》一文第一部分“苏州相识”，这一谜团方得接橥：

　　当年我知道钱先生曾对黄遵宪、韩愈的诗作进行笺注、系年、集释，很有成就，但他的职衔却是未曾定级的教员，虽不知就里，也不便询问。任命后不久，总支书记把我叫了去，说：“你虽是副的，有事可要找你。”我有些不解，他接着说：“你知道钱仲联的历史么？”我说不明白，他也只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让人感到是在民族气节方面有些问题。……经他这样“提醒”，我虽凡事要向钱先生汇报、请示，对他的学问也很钦佩，但在日常相处时不免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民族气节问题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相信，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情景都能理解。我们之间这种不亲不疏的状态一直保持到1964年春我离开苏州为止，而钱先生的“教员”则一直做到“文革”后的1979年，恢复教授职称后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192页）

　　联系上文引用内容，则钱先生抗战期间曾“落水”投靠汪伪政权，在“伪中央大学”任教授的历史，就很清楚了。钱先生因此事在战后受到处理，失去大学教职，一度生活艰难，夏承焘先生曾设法关照，但因该历史问题涉及大是大非，钱先生的处境一直未有大的改观，直到1979年才恢复教授职衔。

　　《追忆》一文第三部分“常熟购书”提到钱仲联先生强调自己的籍贯问题：“我虽然生在常熟，但原籍却不是常熟，是浙江湖州。我的书室名梦苕庵，苕就是指吴兴的苕溪”（195页）；在《从一帧照片谈起》中说到范培松先生《我眼中的钱仲联》一文引述钱先生不肯在钱谦益墓前拍照时的话：“不照，如照了，照片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是他的后代或亲属呢，我和他没关系”（212页），十分忌讳与清初“汉奸”、常熟人钱谦益扯上关系，都说明了钱仲联先生对曾经以身事敌的历史的敏感。这种内心隐痛，影响了钱先生学术旨趣的转向。钱先生后期致力于宋代爱国大诗人陆游全集的校注工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一空依傍地做出了《剑南诗稿校注》这样体大思精的巨著，还指导钱门弟子从事《渭南文集》的校勘，不能不说与其抗战期间经历的隐衷有着莫大的关联。现在为尊者讳，不仅纸质书籍上罕见对钱先生此期活动的介绍，即便在网络上搜索钱先生的生平事迹，也大多同样略去不谈，如一般民众赖以了解人物的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人物词条，就如此处理。理解钱先生的早年人生遭际和心路历程，才能对钱先生后期学术贡献得一深刻清醒的认识。陈老涉及钱先生的回忆文字，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0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