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纬

   

    《钟天纬集》，薛毓良刘晖桢编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248.00元

　　晚清思想家、教育家、洋务人士钟天纬，1840年出生于松江府华亭县，1900年病逝。他自幼失学，33岁始入上海广方言馆。1880年春，由李凤苞招募赴德，有机会考察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探求中西强弱不同之根源。他所撰写的时务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钟天纬与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徐建寅、经元善等多有交往，尤其与著名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交往甚密。尽管盛宣怀比钟天纬小四岁，但钟天纬还是以“师”相称。《钟天纬集》收录的与盛宣怀往来信函七十余通，反映了他们自1888年至1900年十余年间的交往历史，不乏稀有人知之事，对于深入研究盛宣怀以及清末洋务具有一定价值。

    初识盛宣怀

　　钟天纬因病从德国返沪后，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傅兰雅等合作翻译西书。1887年，上任不久的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盛宣怀，被王韬邀请为当年夏季考课命题。盛道以自己经营的轮船和电报两项洋务大事策问考生，题目为《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钟天纬在答卷中阐述当前轮船之弊八端及电报之弊四端，详细提出剔弊之方，深得盛宣怀赏识，被评定为超等第一名。由此，盛宣怀特意邀请钟天纬专程赴烟台，促膝面谈，深入探讨盛宣怀所关切的洋务事宜。盛宣怀交代钟天纬一系列事务，大大小小约有七八起。

　　首要事务是筹办烟台矿务学堂。矿务事业是盛宣怀早就认定的一项重要事业，十多年前即在湖北开采煤铁。由于失败，深知寻觅洋矿师及培养矿务人才是重中之重。他在钟天纬答卷中批示：“鄙人志在设一商船学堂，更欲设一矿务学堂，作者有心能条陈其西例，以备参酌定章否？”在钟天纬等协助下，盛宣怀拟定《拟请四省合力试办矿务学堂酌拟章程》，议由北洋、南洋、两广、山东等四处督抚合力举办，每处每年各出经费银1.5万两，共计银每年6万两，校址设烟台。盛宣怀一面请驻外公使参赞物色头等洋矿师；一面任钟天纬为矿务学堂监督，并进行筹备，包括聘请洋矿师和矿务洋教习，推荐中西学各教习，招考学生。钟天纬几经周折，反复分析性价比，最终排除英、美矿师，选定比利时矿师白乃富。还推荐徐华封等8名中西学、算学、文案等中方教习，同时登报招考学生。由于与李鸿章欲将矿务学堂办在天津的意愿不合，迟迟不予批复，烟台矿务学堂暂时搁浅。

　　第二是铸造银币。盛宣怀交代钟天纬两件事，一是收集西方有关铸造银币的资料并翻译；二是组织设计银币样稿。对于钟天纬来说，原本有与傅兰雅合作翻译《铸钱工艺》一书的计划，且考察过西方相关企业，收集西方铸造银币资料是驾轻就熟的。对于设计银币样稿，钟天纬花费了很多精力。他邀请吴友如等沪上著名画家，精心设计，反复修改，各环节均一一详细向盛宣怀请示汇报，最终五易其稿得以完成。盛宣怀将设计图稿呈送李鸿章，李鸿章寄电曰：“银洋钱花纹甚佳。此事造端宏大……得人尤难，钢模应缓制。”盛宣怀委托钟天纬试制钱币事宜随即中止。

    受荐入幕张府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修筑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以贯通南北。朝廷准奏，并调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以利主持铁路南段建设。张之洞与富有开矿经验的盛宣怀约定，赴任途中在上海见面，商讨开矿及开办铁厂事宜。盛宣怀从烟台专程南下，与张之洞商讨有关事务以外，推荐钟天纬入张之洞幕府。1890年初，钟天纬完成盛宣怀委托的在徐州利国的估矿任务以后，即赴湖北。

　　盛宣怀向张之洞举荐钟天纬，固然是为钟天纬获得重用创造条件，但也不排除有某种个人目的。但是，钟天纬作为李鸿章心腹盛宣怀的亲信，不可能得到张之洞的信任。在湖北的几年里，除了参与勘矿、筹办矿务学堂等事务外，一些关键性的岗位是轮不到钟天纬的，即使文案一职，地位也在三四位。在湖北期间，钟天纬隔三差五向盛宣怀详细汇报湖北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正是盛宣怀急于了解的。

　　汉阳铁厂的选址问题，是盛宣怀与张之洞主张不同的焦点之一。盛宣怀主张铁厂应设在大冶黄石港，主要理由是大冶有铁矿，从成本角度说是有利的；张之洞主张设在省城汉阳，主要理由是便于管理。盛与张分别从经济成本与企业管理角度坚持各自主张，冠冕堂皇，似乎都站得住脚，但是否还有深层的原因？钟天纬身在局中，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内情，他从用人角度分析张之洞坚持将铁厂设在汉阳的根本原因。他给盛宣怀信中写道，“尚有一层未言之隐”，张之洞“用人不过亲信数人”，“如徐仲虎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后来，铁厂设汉阳已是大势所趋，钟天纬对盛宣怀说：“嗣后吾师来信可勿提此节矣。”

　　经营管理问题也是盛宣怀和张之洞分歧的焦点。盛宣怀主张官督商办，张之洞主张官办。盛宣怀对湖北的经营管理是十分关注的。钟天纬向盛宣怀反映了张之洞管理方面的不少问题：如不注意轻重缓急，“尚比之裁衣，先雇缝工满堂，而布帛犹未具，先急于办刀剪、针线之类”，“一切用料、用人，皆未计及也”；再如在用款方面大手大脚，入不敷出，最终还是走招商引资、官督商办之路。钟天纬将《汉阳铁厂官督商办章程》全文抄呈盛宣怀，以供参考。对于汉阳铁厂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状况，钟天纬认为，要扭转局面，“非吾师莫属”。

　　钟天纬在湖北始终得不到重用，多次去信盛宣怀，希望能另给出路，并在入张幕三年后，终于辞职返乡。

    天津之行

　　钟天纬从湖北辞职返沪以后，盛宣怀即将钟天纬荐往天津，这或许有便于接触李鸿章之意。果然，经推荐，钟天纬随同李鸿章在渤海湾校阅海军，前后20余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海军校阅，一切顺利，大获成功。李鸿章特意向皇上汇报，并为有功人员保奖。眼看钟天纬有被李鸿章重用的机会，却因甲午战起而成泡影。

　　甲午战争打响之时，钟天纬便写了《上李傅相条陈日本兵事》一文，阐明“以战为守”观点，向李鸿章献计献策，分析日军可能采用的战略并提出对策措施。随着战争不断升级，钟天纬接二连三上书分析战事，但都石沉大海。旅顺失守，处处告急，盛宣怀委托钟天纬起草《募义饷兴义兵公启》，寄上海慈善家经元善，“请先生约严佑之、谢绥之诸君，合志并力，布告宇内，共筹义饷，兴义兵”。由于议和风声骤起，加之意见不一，募捐事宜搁浅。

　　甲午战争以后，各级官员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何去何从？具有远见的盛宣怀，委托钟天纬起草富强之道的文件，以备进呈。钟天纬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储人才”“裕国用”“商务”“练军”四方面十四篇文稿，后来又经多次补充，共三十篇。1896年10月，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进呈皇帝。这个奏折主要陈述三方面问题，一是“练兵之要”，二是“理财之要”，三是“育才之要”。从标题看，内容不出钟天纬代拟稿的范围。

    创办三等学堂

　　1895年初夏，钟天纬见和约已签，大局已定，便从天津告假回沪。年底，经元善、钟天纬等二十余人共同商议成立“同仁公济堂”，联约同志，救济贫民。由于身体原因，经元善无力主持，一切用人行政，由钟天纬总理。钟天纬的观点是：“养活数百万灾民，无救于中国之灭亡；培植成数十辈英才，总可以有裨大局也。”所以，钟天纬将其他事务一一分派他人，自己专心举办“义塾”。这一举动，引起堂内强烈反响，意见纷纷，主要矛盾集中在两条：一是善堂内办学不务正业，二是即使办学也不能用新法教授。经元善不得不出面协调，最终请钟天纬另择地办学。此时，由盛宣怀支持、经元善创办的“经正书院”由于经费问题而停办，校址打算用于即将创办的南洋公学的二等学堂。钟天纬请示盛宣怀，暂借“经正书院”校址，并将原电报局资助的每年一千元办学经费继续支持钟天纬办学。盛宣怀回信答复，同意校址租用并免租金，经费继续资助，学校为上海三等公学，并希望“务当力求时效，为各郡邑示以准绳”。钟天纬遵照盛宣怀“勿发议论，勿上条陈，专办三等学堂，独立一帜”的要求，致力于创办新学。

　　钟天纬固然不负盛宣怀所望，在教育上作出重要贡献。钟天纬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提倡普及教育；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小学教科书，开设了华文、英文、作文、算法、体操等课程；采用新法教授，使学生理解文义“有红炉点雪之妙”；制订各类章程，建立了较完整的学校管理制度。上海三等学堂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各地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钟天纬在专心办学之余，还协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主要负责选址购地，先后购地40余亩。

　　1900年，钟天纬病逝，经友人推荐，盛宣怀同意，上海三等学堂由钟天纬儿子钟镜寰接办。由于上海电报局体制变化，资助经费减少；也由于朝廷提倡“新政”，新式学校蜂拥而起，上海三等学堂失去了引领示范的优势。1906年以后，三等学堂停办。

　　钟天纬的人生与盛宣怀密不可分。钟天纬最后十余年的人生轨迹是由盛宣怀圈定的，钟天纬也忠心耿耿按照盛宣怀的意愿行事。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我们从钟天纬身上可以看到盛宣怀的影子。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08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