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孤绝花》到《麻醉抄》——杨典新作品沙龙
时间:2018年8月26日14:00-16:00
地点: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嘉宾:朵渔 诗人、学者、自由撰稿人
陈 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涌海 物理学家、“摇滚博导”
陇 菲 音乐学者,胡兰成、木心研究专家
杨 典 作家、古琴家、画家、编剧
主办:武汉大学出版社、鹿书工作室、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8月26日,作家杨典携其新书《孤绝花:旧版书评肆拾捌》与《麻醉抄:少年诗、旧火及其他》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书店,与读者聊他从浩瀚书海中挑选出的奇书异书,以及三岛由纪夫、里尔克的少年诗。
中国小说远不只是文学,更多是杂学、绝学和玄学
朵渔:杨典尝说:“中国小说远不只是文学,更多是杂学、绝学和玄学。”我觉得“杂”“绝”和“玄”这三个字是对中国小说最精彩的概括。杨典的《孤绝花》,书名上这三个字也基本跟杂学、绝学、玄学是对应的。《孤绝花》是一个书评的合集,“孤”是有版本学的意思吗?
杨典:这个书名是我跟当时一个叫杜宇的责编商量出来的。“孤”是指里面评到的有一些绝版书,不过这些年过去,里头的绝版书有一部分又再版了。另外有一些也不算“绝”,比如《神曲》《十日谈》这种名著。但也有一些是很稀有的、别人不太看的书,可以叫作“绝”。然后里面有一篇写《西厢记》以及《搜神后记》的,叫“桃花与鬼”,于是就加上“花”,命名为“孤绝花”。
这些书评大概写于1999年到2000年之间,是《重庆晨报》原来一个朋友约稿然后发在报纸上的。他是一个诗人,叫子午,做记者的时候名字叫马拉。子午这个人在中国第三代诗歌史上很重要,“第三代”这个词就是他取的,“第三代诗人宣言”起草者第一人也是他。后来他退出这个圈子了,但他这个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他当时在《重庆晨报》做记者,他们有个副刊说写书评,然后就约我写,大概一个星期一篇,写了一年多。后来删掉一些不重要的,留下这48篇就成了这本书。
朵渔:这里面写到的书,有些在我看来真是奇奇怪怪,什么《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它不可能在一般人的阅读书目里的啊,但杨典都可以讲得津津有味。而且他每一篇书评都能有自己的发现,有自己的体会。这里面评及的还有一本书叫《无冤录校注》,我估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
杨典:如果是学法医的,在中国可能知道。
朵渔:你怎么会看法医类的书呢?
杨典:我不是做过几年电视剧编剧嘛,写警匪片,就得翻一些犯罪学、法医学的书。这本《无冤录校注》里面都是些案例,讲一个人各种各样的死法,它的原因是什么,从法医学上讲的。人烧死是什么样,被捅死后他会有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他在床上因为房事而死他是什么样的……它对这些有详细的描述,就让判案者不要错判。它是元代一个法医写的,但文字非常好,文字功底我觉得不亚于任何散文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分类不发达。中国写经史子集任何东西的人,他的文字修养是一样的。他无论是搞法医的、卖菜的,是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当官的,他要写任何东西,无论是奏折,是家庭日记,还是写诗,给朋友写信,他的文学修养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书也不会觉得枯燥,它作为文言文的美感还是一样的。
古代读书人不会分类分科去读,不像现在我们大学要分科分系。一个读书人,要考科举就得全读,基本上就是“六经”“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这一整套中国文言系统。他当官以后,可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要接触,这是他的基本修养。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一个种类很深,隔行如隔山,但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回事,都是文。
民国的中国汉语作者,用词用字讲究的方式都完全不同
朵渔:这里边也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书,比如《瓦尔登湖》,这种书也能读出新意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杨典:这个是小时候的好印象,因为《瓦尔登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译者。当年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我没有提徐迟先生,他后来自杀了。徐迟先生的译本,后来那几个《瓦尔登湖》的译本根本没法比。
朵渔:所以《孤绝花》的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它很强调版本。
杨典:对,你可以不关心印刷的版本或者出版社的版本,但是一定要关心一下译者。尤其是外国的书,如果译者不行,简直没法看。中国所有现在翻译的书,基本上用的是一种语言。而我们看民国的中国汉语作者,包括译者,你会看到他们的差异很大。胡兰成的汉语,和鲁迅的、和张爱玲的、或者说林语堂的、周作人的,都是白话汉语,但是他们的风格差异非常大,用词用字讲究的方式都完全不同。
但是你看现在,不管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不著名的这些译者,他们在写东西、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尽管故事内容肯定都个个不同,但是你看他们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是一样的,基本上用的是一种语言。这是当代汉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不到语言,你能看到故事、内容、结构、风格、脾气,甚至能看出这个人的个性,但就是看不到汉语的语言,因为汉语全是一样的。80年代以后,所有的汉语基本上统一成一个东西,即我们平常说话的这种语言。
古代的汉语不是这样。古代为什么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古代也有白话。古人认为书面的东西要流传,所以必须是另外一套系统。而说话,因为我们的方言和口语可能三十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它可以不流传,无所谓,可以不记载。如果要记载则是属于专门的方言研究,或者对某个时代的语言的研究。
而文言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现在你从清朝看先秦的文学,看汉唐的经学,都还是一样,完全看得懂。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一个东西。但是很可惜这个传承我们没有人继承下来。
民国时期的白话文作家,他们受的传统教育比我们要深得多,而且他们从小就很讲究这个。你看鲁迅也好,看胡兰成也好,他们的用词用句非常讲究,一个词一个字要想半天。他不会把春天就简简单单写成“春天”,他一定想是用“春”这一个字,还是用“春日”?是用“春色”,还是用“春意”?他一定要想一个更准确、更精彩的汉语名词。
我们现在可能就直接用“春天”了,你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你觉得好像我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但实际上语言已经被遮蔽了,留下的只是事件,或者说你要表述的思想内容,语言则没有了。
对于文学,我觉得语言是最高的,故事只是门槛,一个好的东西可以没有故事,甚至说故事可以非常次要。比如《西厢记》那点事儿,大家谁不耳熟能详,小孩都知道这个故事。《红楼梦》那点事儿能叫事儿吗?为什么你还是觉得它是好的文学,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好。你每次读起来,会咀嚼它文字本身的美感,而那个故事你已经不关心了。这跟书法的性质是一样的。
它呈现了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或者说文学青年的知识谱系
朵渔:确实从这个书评集就能看出来,他的每一篇书评,重要的其实已经不是见解了,尽管这个见解本身已经足够让人吃惊。你发现他每一篇书评都不是简单的说明,都可以作为一个作品单独成立。
陈涌海:杨典这本《孤绝花》最早那一版我看过,是孔夫子网上买下来的。我当时读一篇就想去买一本他谈到的书,再读一篇又想去买本书。他把那些书最精华的东西拎出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特别能引起人的共鸣。你读完之后想“哎呀,这本书我也得找来看”。但你真正买了以后,可能又发现就那么几句精华被他给拎出来了,其他部分不一定都有这么精彩。
它不是真正按书评那种文章来写的,而完全是杨典的“气”。他把一本书最精华的东西,或者说跟我最有共鸣的地方提出来,把它放大。然后外面的人,如果你是跟我有共鸣,那你也能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就因为这个,我买了好几本书,最终那些书都没读完,他的书倒是读完了。
陈均:读这些书其实读到的都是杨典。因为杨典作为诗人,作为古琴家,作为画家,我们在同一个时代,在阅读和教育方面是有交叉的。他的倾向、爱好,他对现实、对时代的看法和我们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朵渔:我感兴趣的还有一点,就是《孤绝花》这本书你把它的目录列出来,就能发现作者的一个阅读史。
陈均: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呈现了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或者说文学青年的知识谱系。
青春期比较叛逆,读诗之外各种乱七八糟的书,把我拯救了
朵渔:从《孤绝花》的阅读目录,能够看出来杨典对传统中国古书的关注度更高一些。但其实我知道杨典是中西结合的,西方的书他也读了很多。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要开始聊第二本书了,就是《麻醉抄》。
《麻醉抄》主要是诗人在少年时代的作品。这里面除了他自己,都是西方诗人,即便是三岛由纪夫也好,我觉得也可以把他归为西方诗人,因为人家有脱亚入欧这么个背景,知识谱系是非常驳杂的。
对于这本少年诗,我一个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还在接受那种学校教育、还不知道去读什么书的时候,杨典已经有了自己清晰的阅读路径,有了自己清晰的写作风格。这里面有他十几岁写的诗,我读两首大家可以感受出来,无论从风格、从路径,这个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你现在怎么来评价你当时的诗歌?
杨典:我写诗很早,十四五岁吧。1986年到1987年的样子,因为身边诗人多。那个时候的四川本来就是一个诗歌重地,重庆、成都都有很多写诗的。而且当时因为我母亲本身是写小说的,重庆文联她的很多朋友都是写诗的,经常到家里来玩,我就被他们“毒害”了。本来我是一个画画的好孩子,学音乐、画画,就走上诗歌的不归路,一个歧途。诗歌“害人”不浅,我从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也基本上没有过过好日子,非常折腾。
因为诗歌太具有煽动性,它给你制造的那种意向和幻想,让你自以为是,制造你身上根本不存在的性格情绪,让你走向一个词语的危险境地,然后来自鸣得意。你会把绝望看成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很多诗人就是这么自杀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诗歌它太清晰了,一幅画可能会让你还有审美,而诗歌,开头你会审美,后来审着审着你就忘了,进了它那个语言逻辑的“圈套”了。
少年的青春期比较叛逆,我那个时候更是这样,本来性格上就有这个东西,然后文学从后面推了我一把,差点推到坑里。但是我因为还能够写《孤绝花》,还能够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就被拯救了。拯救我的这个人,就是最早约我写书评的这个朋友子午。他本身也是写诗的,引导过我早年的阅读,他告诉我一个阅读的范围,给我开一些书单,就像《孤绝花》这本书一样。他一下子给我把那个窗户打开了,否则的话,我要整天读诗,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当你阅读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诗歌只是所有文学中的一种,它虽然对我很重要,但并不是那么至高无上。小说也好,杂文也好,甚至别的体裁,中国古代文学里面各种各样的体裁,有很多更美的东西。只要你的阅读是开放性的,就不会特别锁在自己情绪里,也就不会那么狭隘地去考虑诗歌的问题。
原来这本书叫“异端少年诗”,但后来这个名字通不过,就改了,《麻醉抄》是里面一组诗的标题,一组大概有七八首,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当时读了艾略特、兰波。艾略特写过“黄昏像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还有兰波的“辛辣的爱情使我满身麻醉”这样的句子,所以我对“麻醉”这个意象非常深刻,当时就写了那么一组诗。
三岛由纪夫12到16岁之间写的诗,呈现更单纯的对死亡和唯美的迷恋
杨典:其实叫“异端少年诗”更准确。它主要指的是我翻译的大概四十七八首三岛由纪夫的少年诗。大家对三岛由纪夫这个作家很熟,很多人都读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基本上是一个小说家。实际上三岛最早是一个写诗的,他写诗比我更早,从12岁开始写诗,写到16岁就停止了。他只写了三四年的诗,总共不超过60首。日本有本专门的书叫《三岛由纪夫少年史》,包括传记和诗歌在内,于是我就把他的诗摘出来翻译一下。
他的那些诗歌很有看头,因为他早期的天赋都在里面。包括他后来写小说,也经常不自觉地还会提醒自己是一个诗人。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写诗的少年》,还有一篇叫《接吻》,也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他并没有忘记这个身份,只是后来可能不强调这个而已。你要读他少年的东西,然后对比后来的他,《金阁寺》啊,《忧国》啊,你会发现还是一个人,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他小时候可能是更单纯地对死亡和唯美迷恋。
朵渔刚才把三岛说成是“脱亚入欧”,而且很多人说其实三岛不过是一个王尔德式的作家,一个东方学习唯美主义的……其实不是这样,三岛的根本气质还是来自于武士道。他跟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当然不一样,他更暴力一些,而且他受希腊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很大,但是他最终的选择和很大一部分作品还是很东方的。他主要表现的气质还是沉默和含蓄,只是结果非常狠,把什么烧了,或者把谁杀了。那只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就和他最后选择自杀一样。但他前面的整体气质表还是含蓄的,是东方的东西。
这本书还有一部分里尔克的作品。因为1990年左右,里尔克在中国大陆的翻译不是很多,大家都读冯至和绿原一些散译的东西,《杜伊诺哀歌》没有全文译出来,林克也只译了几首,绿原译的还没出版,《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也还没有翻译出来。很巧,有个诗人朋友叫赵野,有次他上北京来玩,看我书架上面有一本英文版的帕斯捷尔纳克自传《我记得》,这本书是英文版的,他没有。他说:“我拿书跟你换。”我问什么书,他说:“我那儿有一本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德语、英语对照版。”我一听就被迷住了。他说:“但是这本书在成都,我回去给你寄过来,你把这个书先给我。”我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因为我太想看了。当时大家都看不到,只看到过冯至翻译过的大概五六首,没有全文。结果,他回去以后过了几天给我寄来了一包,我很兴奋地打开一看,是复印件,不是原件。我很郁闷,但是也只好读这个。
因为我不懂德文,英文也是半吊子,就硬着头皮查字典,真的把那五十来首诗给翻译完了。19岁那年我就把它翻译完了。因为林克是德语翻译家,1991年我去重庆的时候见到他,就请他帮我校对一下。他从德语版帮我校对,而我是从英语转译的,他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错误,只有一两个词语的问题。那我觉得就可以了,于是这个就留下了。
帕斯捷尔纳克有一句话说:“少年时代很短,却长于整个人生”
杨典:但是,90年代是一个很仓惶的时代,诗人都不写诗,大部分诗人都下海经商,做别的事去了。好一点的做图书生意,或者写写小说,当当编剧,坏一点的基本上就干不知道是什么的行业了。我那时也当编剧去了,1997年到2008年那十年我基本不写诗,把这个翻译稿也扔到不知道哪去了。我搬了好多次家,大概2010年左右,我搬家收拾旧东西的时候,“哗啦”一下出来好多乱七八糟的手稿,发现这本还在。我就拿出来看,觉得还可以,想要它印出来。最早印的是一个地下版,山东有个基金,说帮我印一个册子,可以分给写诗的朋友看一看。我就答应了。于是印了一个很薄的小册子,其中包括我写里尔克的几篇文章。
后来我把里尔克和我翻译的三岛的东西,还有一个日本少年杀人犯作家叫永山泽夫的诗都合起来,包括自己早年的一些作品,合成为一本书。有几篇是文章,大部分是诗歌。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少年诗的合集。
朵渔:“少年诗”我觉得本身就是个话题,有一句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少年时代很短,却长于整个人生。”杨典就是一个早慧的诗人,我想让陈均谈一谈他对早慧诗人的看法。
陈均:我很注意少年诗对于我们现在的意义,从少年诗,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一个少年诗人的文笔,而且能够被感动。我们读杨典的作品,会发现他有很多特质和现在的很多诗人是不一样的,比如他的独立,他的反叛,他的理性,以及他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态度。
《麻醉抄》不仅仅是一部杨典少年时代写作的文献,还是80年代诗歌趋势的一个呈现。比如80年代朦胧诗、后朦胧诗,90年代诗歌,到了新时代就很难命名了。新世纪时代的诗歌,就我个人的观察,虽然表面上看很多元化,大家都是各写各的,但是这样一种多元,我觉得是一种假象。它只是呈现了多元的状态,但实际上是一元的,都是按照一个模式一个方式来写的。
然后我们来看杨典,来看80年代诗歌,就会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只有在少年时才会看到这么生猛、激烈、与时代毫不妥协的精神。这一点,杨典一直保持到他现在的作品里。我们再与现在无论大众的还是小众的作品比较,会发现他是非常不一样的。
陇菲:杨典是个怪才。以我的年龄来说,他是他这个年龄人里头我唯一见到可以与之交流的。为什么呢?我今年73岁了,和当代有很大的差距。其实我不太赞成“代沟”这个词,没有什么代沟,灵魂和灵魂可以直接交流,只要有相同的共鸣点,相同的振动幅。
杨典读书非常广,我看到《孤绝花》以后,发现他收藏的书我大部分都有,也有一些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这些书,我在他那个年龄,或者比他更小一点年龄时基本上是没读的。
最后说说“通才”的问题。当代最缺的是通才。杨典的涉猎非常广,记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头谈吴承恩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敏:敏感;慧:智慧;淹,淹博;雅,文雅。这四个字,杨典,我不好说他完全当得起,但他都沾一点边,有敏有慧有渊博有文雅。取材广泛这一点他是做到了,他的书涉及面很广。那么通才有什么好处?通才,就可以不局限,有时候脑子比较宽泛,想象比较灵活,有时候能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有新的发现。一般凡是在哲学史上、科学史上、文学史上作出贡献的,都是通才。
整理/雨驿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8年09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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