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在做“无用”的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学术研究无用论,这对于80后一代并不陌生。
80后的代表性人物韩寒曾言,数学仅需学到初二就够了(后修订为初一),当年得到不少粉丝的推崇。
可时下,人类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及生活的极大便利,因此,几乎所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再重提“数学无用论”。毕竟,以市场买菜为学科“有用”的标准显然仅是叛逆时代的反智之语,不可当真。
但之于法学研究,这样幼稚的问题依然存在,仅是换了某种“表述”。
例如,经常有人问我,研究意大利刑事诉讼及证据制度“有用”吗?能解决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吗?
从根本而论,今日的“司法实践有用论”与昨天的“市场买菜论”具有相当的共性。就如同数学的功用自然可以买菜,但又何尝仅是为了买菜?比较法研究自然对中国有借鉴或反思意义,但何尝仅是以中国司法实践为参照?倘若仅需将案子办好即可,那么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职责区分何在?
正是在这一庸俗“有用论”的指引下,中国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正在萎缩,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甚至出现人才断档的窘境。法学研究亦同。热门话题在短时间内刊发了大量重复的论文,却又在更短时间内速朽。基础性的研究鲜有人问津,大量的学术精力被投入到政策性的命题中。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表才“有用”,不发表即出局,且似乎这样的风气正在加剧。
我并不认为,面对中国司法实践问题的研究不重要,但不能狭隘地理解“有用”,也不能秉承唯一的“有用”标准。学术研究应有多元标准,鼓励百花齐放。
当然,我也很清楚,寥寥数语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有所坚持,也应是学者本分。
这个意大利刑事诉讼制度及证据制度专论系列,将持续推出多卷,不求“有用”,仅是为了满足学术好奇心。我知道我在做“无用”的事。
感谢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游雨泽博士提供了大量的学术文献,没有她的支持,这部书稿很难按期完成。感谢证据科学研究院提供了宝贵的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三编辑部编辑们的细心编辑,没有这些师友们的支持,这部书稿同样无法及时呈现给读者。
是为序。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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