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收藏的毛边本和签名本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陈子善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读书者说】 

　　学术研究需要创新，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也需要创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路径是多维度的，陈子善从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等十个方面呈现了他富有个性而又极具丰富性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版图。这十个方面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关联的，比如在探讨“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这一话题时，既有作家交游等文学活动的探究，也有对作家日记与回忆录的细致解读，还涉及作家作品的出版历程。

　　手稿研究，阐释作品新的蕴含

　　陈子善早在2005年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的演讲，他倡导“有系统地研究作家的手稿”“尝试通过手稿阐释作品新的蕴含、作家心灵的微妙变化”。作家的手稿，既需要保存、整理，更需要研究。作家手稿是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收藏与研究的双重价值。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老舍等名家手稿的出版，为研究者从手稿的角度研究作家提供了新的契机，在陈子善看来，“就‘文本发生学’研究而言，手稿（包括草稿、初稿、修改稿、定稿乃至出版后的再修订稿）的存在和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

　　从事手稿研究，既可以欣赏到作家精湛的书法艺术，也可以通过对作家手稿与定稿等不同版本的认真对照和反复比较，探寻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与修改轨迹。根据德比亚齐的西方文本发生学理论，通过手稿研究，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了解写作的内在情况，作家隐秘的意图、手段、创作方法，经过反复酝酿而最终又被删除掉的部分，作家保留的部分和发挥的地方；观察作家突然中断的时间，作家的笔误，作家对过去的回顾，猜想作家的工作方法和写作方式，了解作家是先写计划还是直接投入写作工作的，寻找作家使用过的资料和书籍的踪迹等等。”陈子善在日本的东城书店购得鲁迅给内山完造的一封信，在原北京图书馆触摸过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手稿，在波士顿大学观摩过鲁迅演讲《娜拉走后怎样》的手稿，他不但促成了郁达夫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的出版，而且还对巴金的《怀念萧珊》等珍贵手稿与定稿作了精彩对读。他期待研究者“继续有系统地研究作家的手稿，我们甚至可以提出‘手稿学’这个概念，使手稿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版本研究，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陈子善爱淘书，学校分的老房子早已变成了藏书室，如今他与家人居住的梅川书舍，家里也到处是书。单是现代文学名家的著作，版本就非常丰富，初版本、再版本、修订本、自印本、毛边本、签名本、线装本、铅印本、特装本、土纸本一应俱全，可谓琳琅满目。在这些藏品中，他最偏爱的是签名本与毛边本。

　　作家版本研究的成果已不少，但很少有研究者从签名本这一角度谈作品的版本。正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太多的“文坛故事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签名本“往往会不经意地透露鲜为人知的作家交游、创作和思想信息”，陈子善格外重视作家的签名本，他收藏有胡适、徐志摩、朱自清、林语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众多作家的签名本，并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开设《签名本小考》专栏，深入挖掘签名本这一尚待发掘的宝库，将自己收藏的签名本的来龙去脉和这些签名本与文学史的各种关联钩沉了出来，“考察作者的文坛交往，了解作者的著书缘起，思想变迁”，并将这些专栏文章结集成了《签名本丛考》。与此同时，借助签名本，他还纠正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广博之师——陆志韦传》等书出现的版本错误。文学史是复杂的，书写文学史的方式也理应多种多样，《签名本丛考》未必符合文学史的传统写法，但这何尝不是一部以签名本为书写线索的别具一格的现代文学史。

　　“毛边本的兴衰正与新文学的进程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新文学的曲折坎坷”，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林语堂、冰心等众多作家都出版过毛边本，陈子善收藏有不少珍贵的毛边本，并借助自藏的毛边本，在《文汇读书周报》开设《毛边举隅》专栏，对周作人、刘半农、陈梦家等现当代作家著译的版本以及书背后的故事作了趣味解读，可谓“签名本丛考”系列的姐妹篇——毛边本絮语。

　　无论是签名本还是毛边本，都是作家作品的特殊版本。陈子善为作家作品的版本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

　　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

　　早在读高中时，陈子善就悄悄地与同学躲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全神贯注地聆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或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但每次都兴致勃勃以至听完后好久还沉浸在里面不能自拔。他对古典音乐痴迷，“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埋头查资料的间隙”，他的耳畔都会响起贝多芬的《命运》或者舒伯特的《未完成》，只要在家看书写文章，都要放莫扎特的《C大调回旋曲》，“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他不但收藏唱片，还将作家学者谈论古典音乐的散文搜集在一起，先后编成了《雅人乐话》《十二位音乐大师的艺术印象——流动的经典》，为一些海内外名家编选音乐散文集，推动了“音乐散文热”。

　　文学与艺术（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具有重要的关联，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中，学术界对于西方各种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较多，而对于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有些忽略了。西方现代艺术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学术工程，这是个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领域，当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新的学术增长点。陈子善对“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这一学术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他著有《纸上交响》。关于比亚兹莱、竹久梦二，他编有《比亚兹莱在中国》《竹久梦二：画与诗》。陈子善所写的《新文学巨匠笔下的瓦格纳》《音乐会奇缘：徐志摩、林徽因与克赖斯勒》《沈从文与莫扎特》《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从“琵亚词侣”到“比亚兹莱”》《竹久梦二的中国之旅》等文，对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古典音乐、美术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其中既有独特的学术发现，又有丰盈的艺术趣味。比如他通过《竹久梦二的中国之旅》勾勒了竹久梦二与周作人、丰子恺、朱自清等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关联，阐释了竹久梦二和他的画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陈子善无疑是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陈子善恪守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一直致力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考证、整理和编纂，可以说现代文学史“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他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世，一方面让海内外同好分享他的喜悦，另一方面为现代文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既需要理论的建构，更需要身体力行的实践。陈子善无意于中国现代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他更乐于现代文献学的实践，他用实际的成绩呈现中国现代文献学的丰富性与多面性。《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正是陈子善40多年现代文学文献学实践的“素描”。无论史料研究沉寂之时，还是如今成为“显学”，他都在从事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对他而言，学术是好玩的，充满着发现的愉悦，这才是最要紧的。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图片均由陈子善提供）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4日 09版）